2015年11月,巴黎的巴塔克兰剧院。台上乐队低吟浅唱,台下数千观众侧耳倾听。摇滚歌词抒发着青年对女郎的爱意,全场如醉如痴。歌曲以高音收尾,观众比出摇滚手势,呐喊声此起彼伏。一片喝彩中,剧院大门突然被野蛮撞开。一群武装分子鱼贯而入。有人看见他们手中铮亮的AK-47吐出火舌,然后身边绽起一朵血花。人们仿佛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凝固住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反应的过来,人们也不愿反应过来。乐队照常演奏了数十枪,直到鼓手捂着鲜血淋漓的腹部倒在地上,主唱才看到,自己的吉他弦上挂着一截手臂。这是震惊寰宇的巴塔克兰恐怖袭击。恐怖分子朝着手无寸铁的人们扫射了长达15分钟,造成超过150人死亡。伤者超过200人。事后,有媒体发现,这群恐怖分子常用一款特定通讯工具交流,他们在里面设立了78个群组频道,参与人数上万。这款通讯工具,logo是一只迎风而上的白色纸飞机。11岁,他便跟着自己的哥哥学习编程。大学时,由于老师批评他上课睡觉,他黑掉了学校网站,将首页替换为这位老师的照片,并在上面附言“必死”。学校网管穷尽毕生所学,也没能撤掉照片。2004年,Facebook横空出世之际,杜洛夫刚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毕业。虽然大学期间主修语言学,但他对编程的热爱有增无减。他敏锐察觉到,火遍全球的Facebook在俄罗斯似乎有些“水土不服”,身边的年轻人并不习惯于Facebook的使用逻辑。2006年,22岁的杜洛夫在使用习惯和语言上做了改进,仿照脸书,做出了社交网站VKontakte,简称VK,意思是“与你联系”。彼时,俄罗斯的报纸和影视作品管控颇为严格,但放任网络世界野蛮生长。在这种环境下,VK成为了俄罗斯年轻人狂欢的乌托邦,里面充斥着解构、反叛和矛盾,还有盗版的《This Love》和《黑客帝国》。短短两年,VK成为了俄语区最火爆的社交软件,获得了超过30亿美元的估值。在世界各地的Facebook模仿者中,VK是唯一在自由竞争下的胜出者。网站中,杜洛夫的主页是自己一袭黑衣的照片。如果照片单拿出来,你很难分辨这到底是俄罗斯版“扎克伯格”,还是某位新锐男模。没人说得清,一位21世纪的俄国小伙是在什么机缘巧合下,成为了老子的信徒。但对“无为而治”的哲学,杜洛夫贯彻得可谓彻底。他从不干涉网站上的涉政言论,对于网友们那些充满创造力的政治恶搞,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分的放任,终究让VK触碰到了雷区。2011年,俄罗斯国家选举之际,克鲁姆林宫亲自发函,要求封禁一位反对政府的大V账号。对此,杜洛夫的回应是一张憨厚可爱的图片。图片中有蓝色卫衣,有吐着舌头的怪相。当天晚上,一支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就集结在杜洛夫楼下。杜洛夫回忆,他们带了破门锤,夜视仪,甚至高点还配备了狙击手。在一个多小时的僵持中,特种部队终究没有等来攻击指令,只得缓缓离去。随着总检察办公室的频繁传唤,VK网络服务被无理由封禁……这些越来越多莫名其妙的怪事,让杜洛夫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最离谱的一次,是他被指控开车压了一位警官的脚,随后肇事逃逸。但讽刺的是,他压根不会开车。杜洛夫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在经历了联合创始人的背刺后(联合创始人把股票卖给了普京的盟友),他被迫卖出股份,离开了他们一手创办的公司。杜洛夫明白,这已经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他的曾祖父曾遭到斯大林迫害,他的祖父在二战时三次受训,却依然被送往古拉格劳改营。但在某个冷冽的清晨,某架飞机的舷窗内,某位黑衣男子的目光投向尚在沉眠的故乡。飞机迎风而上,湛蓝天空万里无云,他知道一切都没结束。拿着这笔钱,他跑到东加勒比海一个叫做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小国,通过十几万的投资拿到了公民身份。他消失了几个月。那个曾经百无禁忌的VK现在早已战战兢兢,有人在上面发帖询问杜洛夫的下落,没过几分钟就自己删掉。2013年8月,一款名为Telegram的聊天工具正式上线。工具LOGO,正是一只迎风而上的白色纸飞机。这工具,正是杜洛夫的新作品。他带领12名世界顶级水平的程序员组成开发团队,其中6人得过ACM冠军。杜洛夫的野心,并非创造出一款最“好用”的聊天工具。他为Telegram赋予的灵魂,在于“绝对的自由”。Telegram采用了一种全新的MTProto加密协议,实现端到端加密,可设置每条消息的有效时间。它为用户提供“私密对话”功能,对话信息所用的密钥每几分钟就会更改,任何数据都不会被存储,一小段时间后信息将会被自动删除。也就是说,除了你自己和收件人,没人知道你们说了什么。在2012年那个被特种部队围困的夜晚,他刚拨通哥哥的电话,忽然意识到这通电话一定在被监听——世界上没有一种现有的通讯方式,能够做到绝对隐私和安全。“绝对的隐私,绝对的安全,绝对的自由。”这是Telegram的初心,也是杜洛夫的人生信条。杜洛夫对外公开宣布,只要有任何人成功破解已拦截的消息,他愿意提供价值20万美金的比特币作为奖励。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人发现了一个信息安全问题,领走了10万美元。此后,在Telegram的安全性上,再无人有任何声响。软件推出不久,它的日活跃用户便突破了十万。2020年,Telegram全球用户已突破6亿人次。2021年初,月活达到5千万。面对如此大的流量,杜洛夫反常理地对软件约法四章:永不出售,拒绝投资,永不推送广告,永不对用户收费。事实上,每月Telegram的服务器开销都达到了上百万。杜洛夫一直在靠着VK股份的老本支付。在很多种语境下,“我不喜欢钱”是一种何不食肉糜式的高级凡尔赛,但是杜洛夫对金钱,似乎确实没有那么狂热。“我见识过很多有钱人,我见识过他们的豪宅和游艇,他们的私人飞机,他们的酒窖和庄园。”他的话有依有据。在当初VK如日中天时,他给副总裁发奖金,副总裁说他对钱没有兴趣。于是他们便把数十万卢布夹到数十个纸飞机里。纸飞机慢悠悠落下,地面哄抢人群倒成一片。像是网络热血小说中的理想主义男主角,杜洛夫意识到,财富只是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改变世界这件事,比赚钱重要得多。出色的安全性带来了无数好评,可Telegram不受监管的特性,也让它受到了另一群人的青睐:由于不会受到监管,恐怖粉丝喜欢用Telegram的加密聊天策划袭击,并利用公共频道进行宣传和招募。基地、伊斯兰国、ISIS……这些恐怖分子的手机中可能没有Tiktok,但一定有Telegram。巴黎巴塔克兰剧院事件是“Telegram被恐怖分子利用”这一事件浮现在公众眼前的导火索。随后,在2017年,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中,16人死亡,50多人受伤——又出现了Telegram的影子。批评和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但面对恐怖主义,他和常人看法不尽相同。“说到底,隐私这件事比我们心中对恐怖主义之类的坏事的恐惧更重要。伊斯兰国总会找到一个别的方法来交流。” “抛开情感因素,从统计学上想一想恐怖主义的威胁,会发现根本不存在,你在室滑倒摔死的概率都比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千倍。”有知名记者反驳他的观点:之所以恐怖袭击少,正是因为安全部门收集到了关键信息,才阻止了更多恐怖袭击!你所说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负重前行罢了!在反人类的罪行面前,杜洛夫还是做出了让步。2015年开始,Telegram每天都会屏蔽近百个涉及恐怖主义的频道。在隐私和罪恶之前,杜洛夫像个把酒杯摞在鸡蛋上的表演家,艰难地寻找着平衡点。2017年,地铁恐怖袭击发生一个月后,俄罗斯安全局索要Telegram消息密钥,杜洛夫的回应简单干脆:建议你们掐断互联网。几天后,俄罗斯正式封禁Telegram,并要求谷歌和苹果下架应用。同时,俄罗斯政府开始全面堵截Telegram,前后屏蔽了1800万个IP地址。因为Telegram使用了Google和Amazon的云服务器,俄罗斯政府格杀勿论,殃及了很多同样使用这两个云服务的其他网站。在保罗·杜洛夫的呼吁下,4月底5月初,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人们聚拢在卢比扬卡广场,往俄罗斯安全局大楼扔纸飞机,抗议当局封禁Telegram。3个月后,杜洛夫在酒杯和鸡蛋中找到了微弱的安稳:Telegram修改了隐私政策,如果执法单位能证明特定身份为恐怖分子,将配合法院要求提供该用户的IP、电话号码等数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20年3月,韩国爆出“N号房”事件,数以万计的人在Telegram的聊天室中发布和观看性侵内容,甚至包括各种逾越人性底线的虐待,涉及大量未成年人。Telegram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愤怒的网友涌入杜洛夫的推特,就Telegram对犯罪提供的庇护进行拷问。这一次,杜洛夫没有再回答。大抵他也没料到,人性之恶,竟能堕至这般田地。“自由本身无罪,用自由犯罪的人才是有罪的,那为什么无罪的人也要被剥夺自由?”“这意味着,在现代文明中,人们应该主动或根据共同规则,协商让渡出一部分自由换取可能出现的坏人坏事的概率降低。”“如果一个人既不想让渡自己的那一部分自由,又要享受别人让渡自由换来的安定,就对别人不公平。”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宏大叙事中,人心叵测,世界复杂。老子说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那么,也许改变世界之前,杜洛夫得先学会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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