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研究目的]自 2020 年白俄罗斯政治危机发生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两国情报安全机构一改过往保持相互间独立性、避免进入大众视野的立场,强化情报合作并公开互动。对此进行研究,吸收其合作成功经验,对我国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方法]通过研究历史资料、官方文件以及国内外相关论著,梳理俄白联盟情报合作的历史沿革和体系结构,分析自2020年白俄罗斯政治危机发生后俄白联盟强化情报合作的动因,评估该情报合作的效能与风险,并总结其政策启示。

[研究结论]研究表明,俄白基于维护国家安全与巩固联盟关系的需要推动情报合 作公开化,且总体效果显著。我国应借鉴其经验,与相关国家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情报合作机制,维护自身核心安全利益。 

关键词:俄白联盟;情报合作;情报体系;情报外交;情报工作;“颜色革命";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22)05-0014-08 

引用格式:刘江韵,吴小鹏. 俄白联盟情报合作分析[J]. 情报杂志,2022,41(5):14-21. DOI:10. 3969 / j. issn. 1002-1965. 2022. 05. 003

0. 引言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 在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上相互依托,俄白联盟是独联体地区俄方主导下较紧密的联盟关系。苏联解体后,俄白两国情报安全机构进行改组,但均大体继承苏联克格勃(KGB)的工作方法和情报文化。受俄白两国领导人对安全威胁认知的影响,两国情报安全机构虽长期进行良性互动,但较长一段时间保持相互间独立性,同时避免进入大众视野。自 2020 年白俄罗斯政治危机发生后,俄白两国安全与情报机构高调宣 传双方情报合作的细节、调整情报合作的功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甚至亲自扮演“披露者”和“支持者”的角色,体现出“俄白情报合作机制“向“俄白情报合作联盟”演化的趋势。围绕俄白联盟情报合作的主题进行梳理与集中研究,有利于吸收该合作的成功经验, 对我国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俄白情报合作的历史沿革

1. 1 合作起步阶段 

苏联解体后,俄白情报合作从中断到恢复接触。苏联解体后初期,俄罗斯和白俄罗 斯的情报安全机构在苏联克格勃( KGB) 基础上进行改组,均大体继承了克格勃的工作方法和情报文化。此时,俄白情报安全机构的工作重点在于内部机构改革和国内治安秩序的恢复。另外,叶利钦主政下的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实行“甩包袱"政策,将一些独联体国家视为经济落后、政局不稳的沉重包袱,认为应将其甩开以便轻装前进,求得自身迅速发展。这导致俄白安全、政治、经济合作发展缓慢,两国间的情报合作关系也处于中断状态。

尽管俄白情报合作经历了短暂的中断,但两国国内转型带来的问题和独立后国际环境的变化都要求双方重新建立情报合作。包括俄白在内,独联体各国均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威胁。1992年伊始,第一次纳卡冲突的升级、摩尔多瓦内部武装冲突的爆发、格鲁吉亚内战、塔吉克斯坦世俗政权与宗教势力的争夺,都严重威胁了俄白两国周边安全稳定。俄罗斯安全部门根据有关形势的发展向叶利钦建议俄应与独联体各国初步恢复双边情报合作。叶利钦采纳了该建议,于1992年3月27日签署总统令,指示俄罗斯情报安全机构与白俄罗斯等国的有关机构缔结合作和互动协定。在叶利钦的直接推动下,俄白于1992年5月13日签署了《俄联邦安全局与白俄国家安全委员会合作协议》,于1992年9月3日签署《俄对外情报局与白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情报活动领域的合作协议》。两份情报合作协议的详细内容并没有对外公布,但协议的签署开启了俄白情报合作的序幕。

在该阶段,俄白情报安全机构虽已初步建立合作关系,但双边互动较少且合作机制缺失。苏联解体后俄白国内转型带来的种种诸如“三股势力”蔓延等问题在众多独联体国家同样广泛存在,所以双方情报合作主要是通过独联体成员国情报安全机构负责人理事会(SORB)的多边形式,而非在双边层面上进行。这也导致该时期俄白双边情报合作机制的综合体系建设滞后,缺乏亮点。

1.2俄白联盟国家阶段

俄白联盟关系的发展和联盟国家的成立推动了俄白情报合作的体系化建设。1994年起,北约开启其东扩进程,俄白面临的边境安全压力开始增大,联盟关系因而不断加强,双边情报合作也随之更加紧密。1997年俄白联盟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为俄白双边情报合作提供了初始平台。1999年,俄白双方基于共同的历史基础以及相互依托的必要性,成立了联盟国家。所谓“俄白联盟国家”,即把俄白关系提升为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以形成“邦联制”国家为目标的联盟。其既是俄白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重要形式,也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随着联盟国家的成立,俄白两国的对外情报合作开始以对方为优先方向,并探索建立一套成熟的双边情报合作体系。2003年,俄白联盟国家的内设议事机构通过决议,指示俄联邦安全局与白俄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承担维护联盟国家安全的任务,要求双方加强情报合作。俄白情报安全机构负责人开始加强协调,并根据决议要求以双边形式制订联合行动的方案。2007年俄白情报安全机构被授权制订年度反恐合作计划,双方情报合作的领域逐渐广泛。

俄白情报合作体系化建设在该时期取得一定成果,相关工作制度得以形成,并根据安全形势开展常态化情报合作。2000年10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与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高调举行工作会议,双方称其为“联席会议”。此后20年间,联席会议逐渐制度化。从2000年开始,每年秋夏之际俄白情报安全机构都会派出代表团在俄罗斯或白俄罗斯其中一个城市,就特定的主题举行年度联席会议。2013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极端反俄派开始执掌乌克兰政局,对俄白国家安全产生较大威胁。双方因而加强了联合情报行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三股势力”,并防止敌对势力通过渗透边界威胁联盟国家安全。

但该时期俄白情报合作也出现过波折,双方情报合作政治基础不牢固,甚至一度被他国情报机构组织的战略欺骗行动严重影响。俄白领导人对安全威胁认知的差异,也导致了俄白情报合作在该时期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外部势力对俄白关系的破坏,更是让俄白情报合作增加曲折。2020年白俄罗斯大选前夕,乌克兰情报部门根据美国中情局的指导,冒充俄罗斯军事承包商“瓦格纳”公司发布招聘公告,吸引大批俄罗斯人应聘成为公司的工作人员,再将其派遣至白俄罗斯境内。同时,乌克兰情报部门将有关入境信息告知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称俄罗斯人的目的是在白俄罗斯境内组织和实施“政变行动”。该项战略欺骗行动成功实施,致使卢卡申科大为恼火。他在白大选前释放反俄言论,并指示白俄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调查,俄白情报安全机构之间一时剑拔弩张。

1.3白俄罗斯政治危机发生后

2020年8月前,俄白情报合作主要呈现三个特点:第一,情报合作集中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工作的对象主要为非国家行为体。第二,情报合作过程中保持相互间独立性,避免进入大众视野。第三,情报合作的政治基础不牢固,易受外部因素影响。

但2020年白俄罗斯政治危机的发生,使俄白情报合作“低开高走”,并进入全新阶段。2020年8月9日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束后爆发了一系列抗议与骚乱,导致政局急剧恶化,引发了威胁卢卡申科执政地位的严峻政治危机。俄罗斯起初在危机发生时持观望态度,后来在情报、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予卢卡申科鼎力支持,最终帮助卢氏挺过危机。危机使俄白两国不得不冷静思考彼此“唇亡齿寒”的安全关系,普京甚至考虑派出俄安全部门官员赴白平定骚乱。白俄罗斯局势趋缓后,普京与卢卡申科凝聚政治共识,俄白情报安全机构也对局势做出了客观分析,双方情报合作开始出现新趋势。主要体现为:情报合作集中于应对“颜色革命”,以维护政权安全;情报合作从“机制”向“联盟”层级演化,工作重点转向西方国家等国家行为体;情报合作从幕后走到台前,公开化倾向较明显。

1.3.1俄白情报合作集中于应对“颜色革命”

在白政治危机处于僵持阶段时,俄对外情报局发布官方声明指出危机的实质是“颜色革命”,并公布关于白国内抗议者得到敌对势力支持的情报,以表达对白政府的支持。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内中毒事件发生后,美欧企图借此对俄施压,白俄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即将关于事件真相的情报公布,以帮助俄罗斯应对可能出现的“颜色革命”活动。2021年4月17日,俄联邦安全局与白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在莫斯科挫败了一起由俄美双重国籍人士齐扬科维奇和白俄罗斯公民费杜塔组织的针对卢卡申科的军事政变,政变方案具有“颜色革命”的特点。据卢卡申科在后续的采访中透露,美国中情局参与了政变计划的制定。从白俄罗斯政治危机后,俄白情报安全机构明显强化了在应对“颜色革命”威胁方面的合作。“颜色革命”“西方破坏”等关键词也频繁出现在联合声明和合作动态中,说明俄白情报合作功能已集中于联合应对“颜色革命”威胁。

1.3.2从“俄白情报合作机制”

向“俄白情报合作联盟”演化在成功应对多次“颜色革命”威胁后,俄白情报安全机构认为应规划新时期的情报合作计划,并提高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两国情报安全机构虽长期进行良性互动,但仍保持相互间独立性,情报合作主要停留在“机制”层级。以俄白情报安全机构在2021年6月3日联席会议发布的联合声明为标志,双方情报合作向“联盟”层级演化。联合声明中指出“在西方对俄白两国采取侵略政策的背景下,俄白情报安全机构本着传统兄弟般关系的精神,同意开展联合工作,以对抗西方对联盟国家政治和经济空间的破坏性活动”。另外,过去的俄白情报合作主要关注联盟国家内部的治安维稳问题。联合声明的发布,意味着未来俄白情报合作将集中于团结反制西方的颠覆破坏活动。体现出“俄白情报合作联盟”新特性,即针对共同的敌人———西方国家等国家行为体。

1.3.3俄白情报合作从幕后走到台前

原本俄白两国对情报安全机构合作的内容和细节讳莫如深,避免引起过多关注。但2020年白俄罗斯政治危机发生后,俄白情报安全机构负责人屡屡公开发声支持两国在共同应对危机方面的努力。卢卡申科甚至亲自充当“支持者”和“披露者”的角色,使俄白情报合作的身影逐渐进入大众视野。2020年10月,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白俄罗斯独立宫受到了卢卡申科亲自接见。一个月后,卢卡申科宣布俄白两国情报部门在基辅和华沙附近找到了一个涉嫌参与支持白俄政治危机的美国特工部门中心。2021年4月在俄白情报安全机构破获针对自己的军事政变企图后,他又主动与媒体交流行动的细节,并借此对西方国家发动舆论攻势。种种迹象均体现了俄白情报合作公开化的倾向,且相关合作走向台前明显受到两国元首和情报安全机构负责人的支持。双方对联合行动细节以及调查结论的公布,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舆论的关注,意在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的行为作出反制。

2.俄白情报合作的综合体系

俄白情报合作的综合体系主要包括情报合作法规框架、情报安全机构联席会议制度、俄白元首情报交流机制。俄白情报合作法规框架以联盟条约和相关条款、协定为基础,确立双方情报合作的优先方向、目标、要求、实施方法与保障机制。情报安全机构联席会议制度是根据双方情报合作的需求,双方职能相近的情报安全机构间进行工作联系的制度。俄白元首情报交流机制则是俄白两国元首定期就双方掌握的最新情报直接进行交流共享的特殊方式。

2.1合作法规框架

2.1.1联盟条约

俄白共同体、俄白联盟和“俄白联盟国家”条约规定了双方情报合作的优先方向和战略目标。1996年两国签订了《俄白共同体条约》,标志着两国联盟关系的建立以及俄白一体化进程的开启,并首次规定双方应在保障国家安全和打击犯罪等方面进行合作,为俄白情报合作指明了基本方向。为寻求发展更紧密的政治军事关系,1997年两国签署《俄白联盟条约》,规定应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打击犯罪等为目标,加强各领域的全面合作,明确了双方情报合作的战略目标。1999年《俄白联盟国家条约》,明确规定俄白两国应保障联盟国家安全,加强力度合作打击各类型犯罪,进一步确立了俄白情报合作的优先方向。俄白联盟条约为双方开展情报合作奠定了法理基础,也体现了早期俄白情报合作主要围绕联盟内部安全展开。

2.1.2特定领域的情报合作条款

虽然俄白情报安全机构于1992年签订的合作协议具体内容并未公开,但乌克兰危机后,情报合作的条款逐渐被明确纳入两国安全与军事合作协定中(见表1)。犯罪情报、军事情报、核安全情报和信号情报等合作条款是对俄白情报合作法规框架的重要补充,明确了情报合作的具体实施方法和要求,有效解决了乌克兰危机后双方不断上升的合作需求。除此之外,其他俄白情报合作的条款也隐藏于两国各式合作条约、协定、备忘录中。

2.1.3情报合作的保障性协定

2004年《俄白相互保护国家秘密协定》是俄白情报合作的根本保障性协定。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第一,双方情报的定密方式和保密级别分类;第二,涉密信息的处理方法和分享涉密信息需经过的程序;第三,双方情报交换的渠道与途径。目前,这是俄白唯一签署的对双方情报合作运行、保障、安全等细节进行明确规定的协定,也是俄白情报合作的根本性保障。俄白两国根据合作需求签署或添加的情报合作协定和特定领域条款,都首先规定了相关的情报合作应严格遵守《俄白相互保护国家秘密协定》。

2.2情报安全机构联席会议制度

情报安全机构联席会议是俄白情报合作的主要形式,具有专业性强、功能覆盖领域广、制度化建设水平高的特点。根据有关俄白情报安全机构联席会议的公开信息显示(见表2),联席会议自1999年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或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与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BY-KGB)出面牵头进行,推动两国情报安全机构定期就联盟国家安全、情报信息共享、工作人员往来等问题开展交流与合作。双方机构负责人均参会并在会前或会后通过媒体发布关于会议简况的新闻稿(受俄白外交关系因素影响,部分年份不发布信息)。如果联席会议在白俄罗斯境内召开,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则会寻机亲自与俄方代表进行会谈,并由官方媒体发布相关信息。联席会议不但是俄白情报合作的主要形式,更是两国外交的重要平台。因保密需要,俄白情报安全机构联席会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名义上多由俄联邦安全局(FSB)和白俄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主办。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的具体形式被部分调整。从2018年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公开与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谈和联席会议,逐渐接替俄联邦安全局担任联席会议制度俄方代表的角色。

俄白情报安全机构联席会议作为俄白情报合作过程中形成的最重要的工作制度,其合作功能正从传统的反间谍、打击有组织犯罪和“三股势力”等,向抵御“颜色革命”威胁转化。同时,情报服务外交的倾向更加明显,联席会议逐渐成为俄白双边外交的重要平台。

2.3俄白元首情报交流机制

2020年白俄罗斯政治危机期间,俄白情报安全机构搜集并截获了大量关于白俄反对派和西方干涉活动的材料与证据。但联席会议一般一年只召开一次,大量的情报无法迅速得到共享。为了解决所需,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应对危机期间,携带相关文件,直接与曾为情报人员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交流局势。按照国际情报界的传统,相关情报交流工作多由专业的情报机构具体落实。但俄白两国元首定期就双方掌握的最新情报直接进行交流共享,是俄白情报合作相对于其他情报合作而言最突出的特点。

危机结束后,卢卡申科认为应该把俄白两国元首直接进行情报交流的经验发展下去,以及时协调双方的立场和行动。“瑞安航空事件”发生后,卢卡申科第一时间与普京进行会晤。他表示,俄白两国元首定期就俄白联盟和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情报共享。2021年8月9日卢卡申科在内部会议再次确认了俄白情报安全机构已开展了紧密合作,俄白元首也直接参与到情报合作中。虽然该情报交流机制并没有在两国官方文件或有关规定中得到确认,但情报交流被纳入至两国元首会晤的主题,加上卢卡申科的表述,都侧面印证了俄白元首情报交流机制是客观存在的。

普京也重视该机制的作用。早在2016年,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因俄战机在叙利亚上空被土击毁而陷入低谷,普京直接向土总统埃尔多安分享了有关土国内将出现政变的情报,使后者及时采取行动维护了自身执政地位,俄土关系因此出现明显好转。普京因而借鉴经验,更加希望通过与卢卡申科进行情报交流以巩固俄白联盟关系。目前,俄白国家元首情报交流机制正逐渐成为情报安全机构联席会议制度的重要补充,普京与卢卡申科定期交流共享掌握的最新情报不仅提高了双方情报合作的效率,也增加了俄白政治互信。

3.俄白联盟强化情报合作的动因

2020年白俄罗斯政治危机发生后,导致俄白联盟强化情报合作的动因包括两国对安全威胁认知趋同、“情报外交”思想影响、两国情报工作互补等。

3.1对安全威胁认知的趋同

对安全威胁认知的趋同是俄白联盟强化情报合作的重要动因。俄白都曾试图在外交与安全领域与西方改善关系,但2013年乌克兰危机与2020年白俄罗斯政治危机都使两国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源于西方对自身生存空间的压缩。对安全威胁认知的趋同,主要表现在两国官方文件与相关表态。2021年由普京批准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删除了此前有关与美欧建立与开展互利合作等内容,并要求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合作。同时提出,西方国家的反俄行为导致俄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而白俄罗斯在2020年国内政治危机前,一直奉行多方位东西并重的对外政策。在俄白一体化和情报合作等议题中,卢卡申科一直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持复杂态度,反对完全倒向俄罗斯。白俄罗斯在危机前主要出于维护国内治安的目的,与俄罗斯开展情报合作。但2020年白俄罗斯政治危机一度使卢卡申科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卢卡申科也放弃了对西方的幻想。白俄罗斯对于与俄罗斯开展情报合作的利益诉求开始发生改变,巩固卢氏政权,反制西方国家推动的“颜色革命”活动,显得更为迫切。2021年4月针对卢卡申科的未遂政变,再度使白俄罗斯加深对西方安全威胁的认知。同年5月“瑞安航空事件”的发生,导致白俄罗斯遭到西方新一轮制裁。在面对更加严峻的西方压力下,卢卡申科最终确立了对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威胁的再认识,阐明了新时期白与俄开展情报合作的目的,明确了加强与伙伴国合作以应对西方威胁的政策方向。他在2021年7月庆祝白俄罗斯独立30周年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西方集团不能容忍白俄罗斯的独立自主,因此必须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对西方威胁的警惕和认知趋同,推动了俄白联盟进一步强化情报合作。

3.2“情报外交”思想的影响“

情报外交”思想的发展与贯彻推动了俄白联盟情报合作的强化。俄罗斯的“情报”概念,“一方面指国家机关之一的‘情报机关“,另一方面是指为国家领导人在对外政策、国防及国内安全保卫领域进行决策时提供情报保障的活动”,包括了“情报机构”和“情报活动”两方面。俄罗斯学者维诺科罗夫2013年在其专著中首次提出情报与外交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情报与外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外交与情报的目标应一致,情报应服务于外交。由此延伸出的“情报外交”概念核心,是国家通过情报机构的国际合作和联合情报行动推动双边或多边外交关系的发展,其根本目的是推动国家对外政策的实施。

俄白联盟关系急需巩固的背景下,双方逐渐发展并贯彻了“情报外交”思想。2020年白俄罗斯政治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俄外交部主办的《国际事务》月刊上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指出“情报外交”对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可以达到超出传统情报性质的目的,俄在实施“情报外交”的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经验,且具备启发性。在俄白两国传统的决策与外交体制中,情报安全机构一直发挥较大作用,双方领导人都偏向于使用情报力量达到政策目的。特别是在2020年白俄政治危机后,俄白两国领导人认为只有增强彼此间的团结和推动一体化才能抵御西方对本国的打压。而俄白情报安全机构作为应对“颜色革命”威胁以及加强两国联盟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其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因此,俄白在“情报外交”思想的影响下,希望通过强化情报合作以巩固俄白联盟关系,维护双方核心安全利益。

3.3俄白两国情报工作具有互补性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上相互依托,同时在情报工作上相互补充。俄罗斯是老牌情报大国,一直延续着从苏联时期开始的重视情报工作、舍得投入等传统,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机构。从近年来公布的材料显示,俄罗斯多次精准获悉和研判他国政权出现的异动。例如,2016年9月土耳其政变前夕,普京提前向埃尔多安通报土国内出现政变的情报。2021年4月破获针对卢卡申科的暗杀企图以及同年9月率先发布阿富汗前总统阿什拉夫·加尼逃离喀布尔的细节。以上的案例均表现出俄罗斯在传统安全情报方面的强大能力,而白俄罗斯方面则迫切需要有关情报。

2020年白俄罗斯政治危机发生后,白国内反对派和外部势力均以逼迫卢卡申科下台为目的,企图在白复制“颜色革命”的模式。乌克兰-波兰-立陶宛于2020年组成的“卢布林三角”合作机制更是极力推动白国内的“颜色革命”,期望达到孤立俄罗斯的目的。白俄罗斯同时面临西方情报机构和东欧反俄集团的情报安全威胁,迫切需要了解与国内政治安全有关的情报,因而与侦察能力极强且同样面临相同威胁的俄罗斯加强情报合作,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与此同时,俄罗斯倚重人力情报侦察,难以凭一己之力对东欧进行情报力量投射。俄罗斯利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接壤的地理条件,把白建设成重要的战略情报前沿,以帮助俄预警来自东欧的威胁,也是俄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明智之举。总而言之,俄白加强情报合作,是双方发挥情报工作互补性的需要,有利于双方情报力量进行有效延伸以便更及时采取有力行动。

4.俄白联盟情报合作的成效与风险

俄白两国情报安全机构都大体继承了苏联克格勃的工作方法与情报文化。一方面,这为两国开展高效率情报合作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结合双方建立并完善的情报合作综合体系和相关成功案例来看,俄白联盟情报合作总体效果显著,为两国维护自身核心安全利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情报保障。但另一方面,双方情报安全机构“重侦察轻分析”“重人力轻技术”的工作特点,情报合作的保障机制急需调整,导致情报合作所伴随的失误风险和泄露风险仍客观存在。

4.1情报合作总体效果显著

俄罗斯情报安全机构认为,独联体国家是俄开展对外情报合作的优先方向,而当前的俄白情报合作是俄主导下最有效的双边合作形式。其有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a.合作的综合体系较完善。由联盟条约、特定领域的合作条款、保障性规定组成的法规框架使俄白合作不仅具有相应的国际法约束力,也有其灵活性和专门性。专业性强、功能覆盖领域广、制度化建设水平高的俄白情报安全机构联席会议制度,使俄白情报合作较大程度避免其他双边情报合作出现的任意破坏条约、出卖伙伴的行为。联席会议也成为了双方情报安全机构维系“兄弟感情”,确定情报合作方向的重要渠道。普京和卢卡申科共同建立的俄白元首情报交流机制,有利于双方最高领导层及时掌握时局态势。更重要的是,两国元首共同分享情报信息的过程中,政治互信不断提高,这为两国联盟关系的巩固创造了良好条件。

b.联合情报行动效率较高。俄白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且两国民众外貌相近,双方情报人员在行动中可无障碍进行交流与协同。以2021年4月俄白共同破获的针对卢卡申科的政变企图为例,由白俄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前告知俄联邦安全局关于叛乱者将入境莫斯科的情报,再由后者进行全程跟踪监视,最后逮捕破坏小组的核心成员,两国情报安全机构始终密切合作。

4.2存在情报失误与泄露风险

俄联邦安全局、俄对外情报局、白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俄白情报合作的主体,其工作方法与情报文化均保留了苏联克格勃的特色。有美国学者指出,“克格勃极端地依靠个别的秘密特务、间谍人员,而不是依靠艺术手段和演绎方法”。在该因素的影响下,俄白两国情报安全机构一直存在着“重侦察轻分析”“重人力轻技术”的工作特点。

俄白情报安全机构高度依赖人力情报侦察,这可能导致双方在推进情报合作中把过多的资源倾斜到秘密力量的经营上,而无法及时研判来自信息技术层面的“颜色革命”威胁。2021年1月31日俄罗斯多个城市爆发抗议集会,示威者要求释放纳瓦利内。事前俄白情报安全机构都并未及时从社交媒体的动态中得到抗议活动将发生的相关情报,导致俄政府陷入被动。尽管俄罗斯的情报工作曾创造无数成功历史,但随着时代演化和对手国家的日趋成熟,情报工作机制亦需要创新进步。

俄白与第三国的情报合作关系,对双方本身的情报安全而言也是重要的隐患。例如,2021年8月16日,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格鲁吉亚情报部门签订的情报合作备忘录正式生效。在文件框架内,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同意交换情报,以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等行为。白俄罗斯在与格鲁吉亚进行情报分享时,于俄罗斯而言存在泄露关键信息的风险。2004年2月生效的《俄白相互保护国家秘密协定》虽然明确了签署协定的一方使用或分享另一方秘密信息时必须经过主管该信息的国家同意,但如今情报载体的变化日新月异,双方对密级的鉴定存在模糊地带,相关安全保障机制也并未真正建立起来。随着俄白情报合作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从过往的“需要知道”变成“需要分享”,其中的情报泄露风险也在不断上升。

5.结语

当前,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妄图在我国制造分裂,炒作“港独”“台独”“疆独”“藏独”等问题,企图割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较大威胁。在此背景下,我国可借鉴俄白在反制西方“颜色革命”等政治渗透方面的合作经验,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情报合作体系,维护自身核心安全利益。

一是依法推动对外情报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我国应进一步推进对外情报合作的立法和缔约工作,为对外情报合作搭建更完善的的法规框架。

二是根据我国对外情报合作的需求,与外国情报安全机构建立更广泛的工作联系与情报共享机制,研究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成熟机制的基础上发展程度更深、领域更广和行动性更强的情报合作。同时,增加我国情报安全机构在双边或多边层面与战略伙伴国家同行机构的互动,以进一步提高政治互信。

作者简介:

刘江韵,男,1984 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加关系、加拿大外交;

吴小鹏,男,1998 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家安全、俄 罗斯对外政策。

文章来源：《情报杂志》第 41 卷 第 5 期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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