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口蹄疫、非洲猪瘟、新冠、猴痘、登革热、鼠疫等各种传染疾病此起彼伏，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造成了重大影响和损失。构建及时高效的生物监测体系，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今天给大家推送刑警学院张冬冬老师和研究生王明程的相关文章。

【摘要】

［目的/意义］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安全，情报先行，因而构建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生物监测情报体系意义重大。

［方法/过程］在辨析相关概念、阐释生物监测情报内涵的基础之上，围绕我国生物监测情报的组织机构、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建设，设计一个科学合理的生物监测情报体系。

［结果/结论］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建设将为我国生物安全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撑，为维护国家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国家安全;生物安全;生物安全治理;生物监测情报;情报体系

中图分类号:G359．21;G35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965(2021)06－0071－11

引用格式:王明程，张冬冬，丁寒．国家安全视阈下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建设研究［J］．情报杂志，2021，40(6):71－81．DOI:10．3969/j．issn．1002－1965．2021．06．011

0．引言

2020年10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生物安全法》，完善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基本制度，规定建立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风险调查评估制度等11项基本制度，全链条构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四梁八柱”。《生物安全法》明确了生物安全在我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和战略定位，明确指出维护生物安全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时对生物安全治理提出了明确和具体的要求。

在国家安全视阈下，作为兼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性质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然成为涉及社会、卫生、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综合性安全问题，因而开展科学、高效的生物安全治理工作意义重大。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情报对于国家安全的作用就是“耳目、尖兵和参谋”，《国家情报法》第二条指出:“国家情报工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情报支持。”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建构，生物安全治理同样离不开情报工作的支撑和保障。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针对生物安全治理的情报研究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王秉提出生物安全情报的概念，并指出生物安全情报应面向生物安全治理，为生物安全治理提供决策依据;苏新宁等结合我国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阐释了情报体系在危机事件生命周期中的作用及价值，并提出构建扁平化的情报体系;胡峰等基于自由聚合理论，对重大疫情防控的应急情报体系进行了优化;徐璐璐等提出医学情报可助力监测预警机制的建设。笔者在《美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建设及启示研究》一文中，从美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建设的历史演进入手，阐释了美国生物监测情报采集、融合和应用体系的运作逻辑，并对该体系对于我国相关情报领域建设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上述研究虽然为我国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情报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但目前此类研究仍局限于不同的情报门类，尚未形成服务于我国总体国家安全建设的情报体系，难以合纵发力;在实践层面，由于顶层设计、技术手段、配套机制等因素限制，因而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在该领域还存在差距，亟待发展和完善。

本文以《生物安全法》的颁布为契机，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辨析相关概念，明确生物监测情报内涵的基础之上，从组织机构、体系架构、运行机制三个维度，系统研究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顶层设计及建设思路，以期为我国生物安全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撑，为维护国家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

1.生物监测情报的内涵

在研究生物监测情报的内涵之前，相关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亟待厘清。生物安全攸关国家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生物安全，刘跃进指出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是涉及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四大国家安全领域的交叉综合性问题;王秉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生物安全涉及我国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七个领域，应构建集各领域生物安全风险治理于一体的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因此，研究生物安全不能割裂开来，应将其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之下进行讨论，因而针对我国生物安全治理所提出的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建设研究，理应在国家安全视阈下进行。

关于生物安全治理的情报研究，王秉在安全情报的研究框架下提出了生物安全情报的概念，将生物安全情报定义为:影响了生物安全治理的一切生物安全信息，并将生物安全情报的来源划分为风险类生物安全情报、策略类生物安全情报和科技类生物安全情报三类，其中风险类生物安全情报，是指专门针对生物安全风险的情报，它的获取方式是生物安全风险辨识、分析与评估。本文所探讨的“生物监测情报”，是在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之上，以情报“监测”为研究重点所提出的。“监测”具有监视、检测等释义，在生物学的背景下，监测是指不断搜集、分析和解释数据，以帮助监测植物、动物和人类中的病原体、食物和环境。由此分析，“生物监测情报”侧重于获取情报的方式和手段，亦可将其理解为一种维护生物安全的情报活动，包括情报数据的采集、融合、分析以及生物安全风险表征、评估等，这与风险类生物安全情报的获取方式相对应，因而亦可将“生物监测情报”作为风险类生物安全情报置于“生物安全情报”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讨论和研究，是对“生物安全情报”相关研究的拓展和延伸。

“生物监测情报”是一个组合概念，即由“生物监测”与“情报”相互融合而成的新概念，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根据美国《国家生物监测战略》的定义:“生物监测”是指通过采集、融合、分析和共享影响人类、动植物健康的生物威胁信息，构建生物安全态势感知，以支持决策的一种手段。此定义已将“生物监测”从单纯的生物学领域拓展到国家安全视阈下挖掘生物安全相关信息和知识的能力。“生物监测”旨在探测生物威胁信息，构建生物安全态势感知，为决策提供依据。

关于情报的释义，美国现代情报缔造者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有过经典的论断，即情报是一种对决策者有用的知识，情报也是从事这种知识探索的机构，情报更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活动。

情报是知识与信息的增值，是对事物本质、发展态势的评估与预测，是决策者制定计划、定下决心、采取行动的重要依据。“生物监测”与“情报”在概念上存在重叠，即:通过构建对事态的感知，以支持决策的活动。由此，我们可将生物监测情报定义为:通过采集、融合、分析和应用影响人类、动植物健康、环境及资源安全在内的生物安全信息，构建生物安全态势感知，为生物安全治理提供决策依据，维护生物安全的情报活动。生物监测情报围绕生物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展开，是生物安全治理工作的前端和触角，是生物安全领域情报实践工作的有益探索，其战略目标是维护我国的生物安全进而维护国家安全。在下文中我们将根据我国生物监测情报机构的具体职能，对生物监测情报所涉及的国家安全领域进行论述。

2.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是生物监测情报体系职能划分、流程运作和机制建设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建设的基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是涉及多领域安全的综合性安全问题，具有“全源性”“广泛性”和“全谱性”的特点，是情报融合的产物。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情报工作条块分割严重，利益制衡普遍，《国家安全法》和《国家情报法》仅把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军事机关的情报机构作为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却忽视了分散在政府各职能部门中的情报工作，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建设。

此外，我国尚未设立与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相适应的统筹协调机构，容易造成生物监测情报机构间、地域间组织协调不力的现象产生，致使生物监测情报体系难以发挥情报“一盘棋”的总体效能，进而导致情报机构间“烟囱”现象和情报数据“壁垒”问题的产生。因而在国家安全视阈下，设计一个科学合理、集约高效的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组织架构，大力推进生物监测情报融合，破解“烟囱”现象，打破数据“壁垒”，是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建设的先决条件。

2．1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组织架构设计

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组织架构应当具备以下3个特点:组织架构“扁平”，“扁平”的组织架构能够促进生物监测情报的融合与协作，推动情报快速流转，为构建系统有序、条块畅达的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创设条件;职能划分明确，明确的职能划分旨在解决机构间的职能交叉问题，有利于生物监测相关机构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与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综合治理能力相协调、相适应。

本文根据上述特点，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为基础，以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组织架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结合我国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实践经验，并参考美国国家生物监测综合中心(National Biosurveillance Integration Center，简称NBIC)的建设经，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初步设想了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

a．在“纵向”上，根据我国行政区划，将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组织架构设置为国家—省级—地方三级，在国家和省级分别设置生物监测情报综合中心，负责生物监测情报的归口管理工作。国家生物监测情报综合中心负责统筹全国的生物监测情报工作，由国家安全情报中心负责管理。国家安全情报中心作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常设机构，是国家安全情报最高决策机构，统一管理、协调、指挥部委和省级情报机构，从宏观上为中央高层决策提供情报支持。省级生物监测情报综合中心对省级国家安全情报中心和国家生物监测情报综合中心负责，作为生物监测情报的枢纽，负责生物监测情报的上传及情报任务的接受与分发。

国家和省级生物监测情报综合中心下设:生物监测情报分析办公室、生物监测情报跨机构协调工作组。生物监测情报分析办公室负责协调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生物监测情报工作机构和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机构间的情报交互，统筹协调生物监测情报的综合分析和应用工作;生物监测情报跨机构协调工作组负责整合生物监测情报工作机构和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机构间的情报资源，推进机构间的协同与合作。上述机构的设置旨在破解我国因缺乏生物监测情报统筹协调机构，致使生物监测情报机构间和地域间统筹协调不力的弊病，推进生物监测情报机构间的情报协作与融合。

b．在“横向”上，我国生物监测情报机构包括: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生物监测情报工作机构、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机构。本文通过顶层设计，将分散于我国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生物监测情报工作纳入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破解我国跨领域情报工作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推进生物监测情报融合。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包括:国家安全机关情报机构、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事情报机构。国家安全情报机构与生物监测情报工作机构以及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机构间的情报协作由生物监测情报分析办公室负责统筹，通过情报数据整合、情报人员协作、情报手段融合，推进生物监测情报的数据集成、业务集成和应用集成。

根据《生物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国务院卫生健康、农业农村、林业草原、海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进出境检疫、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监测网络。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我国生物监测工作的具体实践，将我国生物监测情报工作机构分为: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关、农业农村部门、环境资源部门、自然资源部门、水利部门以及其他生物监测相关机构。

根据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建设的实际需要，本文将交通运输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气象部门等，纳入我国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机构的行列，为我国生物监测情报提供支持与辅助。生物监测情报工作机构与支持机构由生物监测情报跨机构协调工作组负责统筹调度，对其中存在交叉的职能进行统一划定，通过建立共识、制定规范和完善机制统筹协作，推进“情报数据互联互通”“技术手段合作互融”“人员团队协作互动”“情报应用共享畅达”，“四位一体”的生物监测情报融合范式的构建。

2．2我国生物监测情报机构职能

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协同配合、科学合理的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在组织架构设计的基础之上，明确生物监测情报机构的职能是关键。如上文所述，生物安全是涉及多个国家安全领域的交叉综合性问题，生物监测情报应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因此在梳理我国生物监测情报机构职能的同时，对其所涉及的国家安全领域进行了划分。

a．根据《国家安全法》和《国家情报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事情报机构作为我国国家安全情报机构，根据职责分工，依法搜集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通过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提高对情报信息的甄别、筛选、综合研判和分析水平。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具备强大的情报搜集、处理、分析和评估的能力，一方面可为生物监测情报流程提供数据、技术、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情报机构通过搜集、分析和处理涉及生物安全领域的电子类情报，对生物威胁进行快速溯源，对生物安全事件进行快速响应，为生物战、生物恐怖袭击和生物犯罪的快速预警和处置提供情报支持，其职能涉及科技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等多个国家安全领域。

b．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生物安全法》以及涉及传染病防控、病原微生物、食品安全、动植物检疫、出入境检验、检疫和突发安全事件等十二个生物安全领域的八十八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对其中涉及生物监测情报工作的条款进行归纳和总结，并结合我国生物监测情报工作的具体实践，将我国生物监测情报工作机构的职能分为6个部分:环境生物监测、人体生物监测、动物监测、植物监测、实验室网络监测、食品生物监测，涉及我国生态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等多个国家安全领域，如图2所示。

卫生健康委员会在生物监测情报相关领域的职能包括:开展国家人体生物监测，对传染病、慢性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民健康状况等进行监测与评价;开展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调查与风险评估;指导地方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调查和处置，指导地方进行应急能力建设;负责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等，其职能涉及我国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海关负责我国出入境生物监测工作，是维护生物安全，外防生物威胁输入的前沿阵地，主要承担人体生物监测，进出口动植物、粮食和食品等货物物品检验和检疫等工作，其职能涉及我国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等国家安全领域。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动植物监测，主要职能是防范动物疫情、植物病害以及人畜共患病的产生，涉及我国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领域。我国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以及水利部门主要负责环境中的生物监测，包括水源、空气、海洋、土壤以及野生动植物等，上述机构的职能主要涉及我国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国家安全领域。其他生物监测相关机构，例如军事机关，在人体生物监测、环境生物监测和实验室网络监测等领域也承担着重要的职能，涉及生态、社会、军事等多个国家安全领域。

c．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机构作为生物监测情报工作的辅助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为生物监测情报工作提供情报数据、情报分析方法和应急响应策略等方面的支持，为构建“全源性”“广泛性”和“全谱性”的生物监测情报能力奠定基础。

3.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架构建设

体系架构是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核心，以实际需求为导向，设计科学合理、功能完备的生物监测情报体系架构对于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建设而言意义重大。针对情报体系架构的建设问题，王秉等学者提出采集、分析、应用(服务)体系构成了安全情报体系的“躯干”，是安全情报体系建设的核心;李本先提出反恐情报体系由数据层、情报层、指挥与控制层、预警层构成，包括情报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情报综合、情报预警三个系统;苏新宁等将应急情报运作流程划分为情报采集与处理、情报加工与组织、情报分析与服务、情报反馈与评估四个部分;朱晓峰等将突发事件的情报体系分为情报采集、情报分析、情报组织、情报服务四个运行模块;李阳等利用“事实型数据+工具方法+专家智慧”的情报工程服务模式，在同一个应急情报综合服务平台上对各方聚合的应急情报资源进行收集、整合与利用;龚艺巍等以情报获取、处理和应用流程为逻辑主线，对应急管理情报体系进行构建。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立足我国的具体实际，通过充分借鉴美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建设经验，依托系统论的理念和方法，将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架构设计为3大体系:生物监测情报数据采集体系;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分析体系;生物监测情报应用体系，如图3所示。

a．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采集旨在对多源异构的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进行搜集和获取，是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运作的逻辑起点，是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分析及应用体系建设的基石。

b．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分析体系包括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及生物监测情报分析两个功能模块。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旨在推进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整合，对来源不同、结构不同、层次不同的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进行序化处理和聚合管理，为生物监测情报分析提供高质量、细粒度的情报数据资源;生物监测情报分析是在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的基础之上，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情报分析模式，以生物监测情报专家团队为依托，综合运用各类分析工具、分析模型和分析手段，推进生物监测情报数据向生物监测情报转化，对潜在的生物威胁以及生物安全事件进行风险量化、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推进生物监测情报的应用。

c．生物监测情报应用体系贯穿生物安全治理的全阶段，其应用场景包括生物安全治理前期的监测和预警，中期的执行和响应，后期的恢复和评估三部分，为“全局化”的生物安全治理活动提供“全方位”的生物监测情报支撑。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手段是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得以充分发挥效能的保障。充分依托云技术、人工智能、知识图谱以及可视化等技术，设计以多源情报采集、融合分析及应用“三位一体”的生物监测情报体系架构，是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是后续国家生物监测综合情报平台搭建的核心基础。

3．1生物监测情报数据采集体系

生物监测情报采集体系是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以生物安全治理的情报需求为指引，划定情报数据源，采集多信源生物监测情报数据，是生物监测情报数据采集体系建设的重点。本文根据我国生物监测情报机构的职能范围，生物监测情报相关技术的发展现状，生物监测情报数据采集的具体实践，将我国生物监测情报数据划分为4类:生物监测情报机构数据;生物监测传感器感知数据;互联网大数据;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数据，如图4所示:

a．在我国生物监测情报采集体系中，生物监测情报机构作为“中坚力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生物监测情报机构采集的数据主要包括生物监测情报工作机构数据和国家安全情报机构数据两大类。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机构产生的情报数据在整个情报体系中起辅助作用，我们将其纳入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数据部分进行论述。

生物监测情报工作机构主要产生:环境生物监测数据、人体生物监测数据、动物监测数据、植物监测数据、实验室网络数据、食品生物监测数据6类数据，上述数据分属我国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农业农村等部门，是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分析体系建设的基础，对于应对突发新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食源性疫情等生物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国家安全情报机构数据主要包括:电子情报类数据，具体包括“侦控”类数据、LBS数据、电子围栏数据、WIFI热点数据等;人口信息类数据，包括常住人口、人员关系等数据;轨迹类数据，包括货物物品数据、出入境数据、公共交通工具数据、旅馆住宿数据等;案例类数据，包括生物恐怖袭击、生物犯罪的历史案例等数据。上述数据对于生物威胁溯源，生物战、生物恐怖主义和生物犯罪等的防范和处置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公安情报助力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为例: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公安机关情报机构以电子类情报数据、人口类信息数据、轨迹类数据等为依托，对新冠肺炎疫情高危人群进行实时监测，对疾病传播路径进行精准预测，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实时追踪，对重点人员进行核查推送，对重点地区进行应急防控等，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响应、应急防控和应急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情报支撑，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各项应对工作有序进行。

b．生物监测传感器作为生物监测情报数据采集体系的感知层，其情报数据来源主要包括:社会场所、自然环境和水源等区域部署的生物监测传感器和生物监测“哨点”，例如关口、机场、地铁和车站等要害部位部署的热红外体表探测装置，环境中部署的空气(气溶胶)生物监测装置，水源中部署的微生物监测装置等，所产生的感知数据为生物安全事件的监测预警、快速响应和威胁溯源提供了情报数据支持。

c．当今社会是互联网和大数据飞速发展的时代，通过广泛采集社交平台、健康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和疾病检索记录等互联网大数据，综合运用情报融合和分析技术，可以对包括自然产生、生物战和生物恐怖袭击等引发的传染病疫情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经验表明，约有60%甚至更多疫情初期的暴发是通过跟踪监测全球各种可能表明疫情暴发的各类信息得到警示的。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基于互联网开源数据开发的“全球公共健康情报网”和“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美国国土安全部开发的“Bio Feeds”系统等。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加拿大“蓝点”(Blue Dot)公司广泛应用互联网开源大数据，对疫情发出了提前预警，凸显了互联网开源大数据在生物监测情报体系中的价值和意义。

d．生物监测情报体系是一个“复杂巨”系统，需要海量的情报数据予以支持。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数据主要由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机构产生，主要包括:气候类数据，包括空气温度数据、降水、极端天气数据等;社会资源数据，包括道路交通数据、寄递物流数据、电子商务数据等;应急管理数据，包括应急案例数据和应急策略数据等。在此类情报数据的采集中，应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企业的数据资源优势，整合互联网企业优势资源，积极拓展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维度，为后续生物监测情报融入生物安全治理的“全时空”和“全阶段”奠定基础。

多信源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采集凸显了我国生物监测情报“全源性”“广泛性”和“全谱性”的特点。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为例:从大数据情报角度出发，其涉及人口迁移大数据、交通运输大数据、通信大数据、消费大数据、舆情大数据等多种大数据类型。多源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采集可以有效提升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响应的准确性和敏感度，为后续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分析和应用体系的建设创设条件。

3．2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分析体系

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分析体系包括: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生物监测情报分析两个功能模块。融合是指将相对零散的要素彼此衔接，实现系统的合成运行和整体的资源共享，以高价值和高效率的有机整体使原本较无意义的要素赋予价值，要建设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多源情报数据的融合是关键。生物监测情报分析是一种“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分析处理过程，是在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的基础之上，推进情报数据向情报转化的必由之路。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融合和分析，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割裂，如图5所示:

a．生物监测情报涉及生物监测情报机构数据、传感器感知数据、互联网大数据以及生物监测情报支持数据，产生数值型、文本型、图形、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种数据类别，需要充分融合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融合包括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序化处理和聚合管理:

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序化处理包括情报数据预处理和结构化处理两个基本步骤。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预处理包括数据填充、数据去噪、数据修复等数据清洗工作，对缺失、冗余、冲突和错误的数据进行清洗，以消除数据噪音;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结构化处理是指将采集的信号、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通过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生物特征进行识别，对文本关键词进行语义提取、语义理解、信息分类、机器翻译等，以推进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结构化转换。

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聚合管理是在序化处理的基础之上，对情报数据所进行的进一步梳理，为生物监测情报分析提供优质的情报数据源，包括数据解析、数据聚类、数据关联和分类汇总等。融合后的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进行统一的序化存储，并根据情报数据的实时注入进行即时更新，以充实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资源池。在此功能模块中，应当充分运用云技术，对生物监测情报数据进行分布式存储、分布式检索和分布式管理，构建“整合化”“归一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数据管理能力。

b．生物监测情报分析模块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情报分析方式，将专家团队智慧与人工智能技术紧密结合，以生物监测专家团队的专业知识为依托，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的理论和技术搭建智能化的情报分析架构，对生物威胁和生物安全事件进行风险量化、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并充分运用知识图谱、情报可视化等情报分析技术对生物监测情报进行实时输出。

所谓定性分析，即生物监测专家团队一方面根据以往的案例和实践经验，运用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设计风险评估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并合理设置部分指标的风险等级，作为定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生物监测专家团队根据定量分析的输出结果，判定生物威胁和生物安全事件的风险等级，表征生物安全态势，并对生物监测情报进行实时输出。生物监测情报分析团队包括:情报专家包括情报分析师、数据科学家、算法工程师等;生物监测专家包括流行病学专家、动物学家、微生物学家等，通过生物监测专家团队的密切协作与配合，共同完成生物监测情报分析工作。

所谓定量分析，是指以人工智能为加持，通过广泛运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等理论和数据挖掘、数据建模等技术，结合生物监测专家团队通过定性分析构建的风险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指标量化等，对风险指标进行量化，制定生物安全风险评定标准，以确定和输出风险等级。

人工智能必须与具体的场景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价值。在生物监测情报融合分析体系的建设中，通过以往案例的输入，构建情报数据模型的训练集，对生物威胁以及生物安全事件进行风险量化、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并对风险事件进行分类和定级;以动态化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接入为基础，通过预警情报、态势感知情报的实时分析和输出，支持生物安全治理活动;通过案例资料的实时更新和输入，充实案例资源库，丰富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集，对生物监测情报数据模型进行优化和调整，以提升情报数据模型的拟合度，为后续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迭代发展集聚经验。

3．3生物监测情报应用体系

生物监测情报的应用是其价值和效能的重要体现，其主要职能是依据生物安全治理机构的情报需求，实时、动态地提供情报产品，积极推动生物监测情报嵌入生物安全治理决策活动的“全链条”。生物安全治理包括前期、中期和后期的治理活动，与生物安全事件发生的生命周期(包括:事前、事中、事后阶段)相协调、相匹配。将生物监测情报体系有效的融入生物安全的治理全时空和全阶段，是生物监测情报应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包括:前期监测和预警;中期执行和响应;后期恢复和评估，如图6所示:

a．在生物安全治理的前期，此时对应生物安全事件的事前阶段，通过生物监测情报数据采集和融合分析体系全面挖掘和识别潜在的生物威胁，并将异常信号上报生物安全治理机构，及时发出情报预警，并根据情报推送情况，对风险区域进行高动态化监测;对生物安全事件的损害后果进行预估，实时掌握事件发展的动态及趋势;通过可视化技术展示事态发展蔓延情况，便于适时采取阻断措施。在此阶段应当根据生物监测情报加强生物安全风险的威胁预估，预测生物安全风险演变规律、发展趋势及其影响，以便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应急响应部署工作，抑制威胁的蔓延和扩散。

b．在生物安全治理的中期，此时对应生物安全事件的事中阶段，生物监测情报应用体系为生物安全治理机构的决策、执行和应急响应活动提供“实时”“多维”和“立体”的态势感知，充分认识安全事件的演化路径、发生条件及事件条件间的逻辑关系，采取科学有效措施中断或控制安全事件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通过决策情报、应急情报和执行情报的整合，服务生物安全综合治理工作。

c．在生物安全治理的后期，此时对应生物安全事件的事后阶段，生物监测情报应用体系一方面通过持续收集生物监测情报，以防次生、衍生灾害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该体系通过搜集相关情报，对生物安全事件的损害后果进行评估，并指导恢复工作和资源的统筹调配;此外，生物监测情报应用体系通过设置评估指标，对生物安全事件发生后的情报体系介入效率、响应速度和情报准确性等进行评估，发现生物监测情报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优化和改进。

4.生物监测情报运行机制建设

要使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切实发挥效能，推进与之相协调、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建设至关重要。我国亟待推进集成统一、高效协同的生物监测情报运行机制建设，为我国生物监测情报能力的形成夯实基础。我国生物监测情报运行机制的建设主要包括生物监测情报协同机制建设及生物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建设。

4．1生物监测情报协同机制建设

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建设依赖于跨部门、跨区域的情报数据融合、技术融合和人员协作，在生物监测情报体系中，协同联动贯穿始终。为了促使生物监测情报体系协调高效的运行，构建生物监测情报协同机制意义重大，包括:

a．生物监测情报跨部门、跨地域协同机制建设。协同反映了体系内呈零散状态的各要素通过衔接、渗透和共享，构成一个具有层次性、弹性和系统性的整体活动和过程，从而使体系内各要素发挥最大效益。生物监测情报跨部门、跨地区协同机制建设旨在推动生物监测情报机构间资源共享、技术互融和人员协作，破解机构间各自为政的“烟囱”现象，打破因行政区划等问题带来的生物监测情报“壁垒”，将生物监测情报相关区域和相关机构以情报节点的形式纳入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网络，形成一种“制度化”“常规化”和“多元化”的生物安全情报结构。

生物监测情报协同机制的建设需要建立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之上，因而在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组织机构设计的基础之上，构建完善的政策环境是关键。一方面，我国亟待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明确生物监测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划定管辖权限，避免职责交叉;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规章等明确生物监测情报协同义务，在制度层面推进生物监测情报机构协作;此外，生物监测情报体系跨部门和跨机构的协同需要建立在共同的目标和价值的基础之上，价值取向和目标导向的规约作用深刻影响着协同成效，因此应当促使生物监测情报相关部门机构在战略层面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共同推动长效协同机制的构建。

b．生物监测情报流程协同机制建设。生物监测情报流程协同机制的建设旨在构建“纵向贯通”“横向集成”“互联互通”的生物监测情报链状结构。在生物监测情报数据的采集中，各机构通过规范数据格式和传输协议，开放数据接口，推进情报数据资源整合，满足情报数据融合的需要;在情报分析流程中，推进生物监测情报机构间的资源整合、技术融合和人员协作，推进生物监测情报的综合分析和实时更新;在生物监测情报应用阶段，通过构建高效、畅达的情报传递体系，推进生物监测情报快速流转，促进情报效能迅速发挥，以更好支持决策。

4．2生物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建设

生物安全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情报体系予以支持，又需要相关机构间的高效协同与快速响应。因而，构建与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相协调、相适应的生物安全应急响应机制，优化生物安全资源配置，精准防范生物安全风险，有效应对生物安全事件势在必行。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建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共32个，下设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攻关、宣传、外事、后勤保障、前方工作等工作组，明确职责，分工协作，形成防控疫情的有效合力。

构建完备的生物安全应急响应机制与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相协调、相匹配，才能促使情报体系更好的发挥效能，进而推进包括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在内的各项生物安全治理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在生物安全治理的前期，生物监测情报体系迅速捕获生物威胁信号，触发生物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各职能部门根据应急预案开展风险预估、威胁溯源等工作，将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在生物安全治理中期，应当积极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机构开展应急救援、应急物资统筹调度、社会应急治理和舆情防控等工作，尽量消除生物安全事件带来的威胁与损害。例如在重点地区、重点场所开展应急管控，开展重点人员、动植物的应急防护，进行应急救援物资的调度和分发，有针对性的开展资源设施和配套设施的统筹工作，使得生物安全中期治理工作有条不紊的展开，及时避免、减轻、消除生物安全事件带来的损害后果;在生物安全后期的治理过程中，应当积极推进生物安全事件的事后恢复工作，进行生物安全防范资源的统一整合和调度，以期降低损害结果，缓解因生物安全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5.结论

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兼具“科学性”和“前瞻性”的顶层设计进行支撑，更需要推进情报实践工作的扎实开展。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将在生物监测情报体系顶层设计的基础之上，继续完善我国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的体制和机制建设，继续推进生物监测情报平台搭建、情报融合和情报介入等方面的研究，使得生物监测情报体系真正融入我国生物安全治理，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创造更大的价值。

作者简介: 

王明程( ORCID: 0000－0002－4187－8165) ，男，1993 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生物监测情报、大数据分析、公安情报、反恐警务; 

张冬冬( ORCID: 0000－0002－4234－4552) ，男，1984 年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生物监测情报、数据挖掘、区块链，大数据分析。

文章来源：《情报杂志》第40卷 第3期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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