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脱胎于哲学、归依于人性的系统学科,战略绝不是仅仅出一个点子、耍一个花招就解决问题的事情。
所谓战略,就是我们在面临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时,如何“做正确的事”以及“正确地做事”。
与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相似,一个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应当是三论合一的结果,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既是对事物的认识,也是对方法的认识,“行”既是对方法的推行,也是对认知的践行。
历史的进程一次次表明,无论是在认识世界,还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既没有脱离认识论的方法论,也没有脱离实践论的认识论。战略“三论”环环相扣、由浅入深,推动战略螺旋式上升,循环往复,直至无穷。
需要说明的是,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这“三论”之间不是互相割裂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打个比方,认识论相当于基础科学,方法论相当于技术科学,实践论相当于应用科学。这好比造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原理是核裂变,是以基础科学中的物理学为理论根基的;引爆原子弹的方法有内爆式或枪式,属于技术科学领域;由此展开的爆破试验则属于应用科学。只有通过一次次的爆破试验来检验之前的理论指导和技术路径,最终才能制造出一颗原子弹。整个原子弹的制造过程就是在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相互作用之下进行的。
不只是造原子弹,任何一个复杂项目的推进过程,都无不体现着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的互相影响、互相推进的关系。
具体而言,想要理解战略三论,必须深刻认识以下四点:
认识论看上去最“虚”,甚至只是一种理念、一种思想,但非常重要。思想是人类特有的精神之花,“思想有多远,我们才能走多远”。如果没有认识论作为基础,方法论与实践论就会陷入空谈的境地,制定的战略将会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混乱之物。
认识论贯穿于战略的全过程,是战略制定的出发点。伟大的战略家以其善于发现的眼光、敏锐的判断力与洞察力,预先看到了前途趋势,往往能更大概率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轨迹,从而提出较为精准的应对之策。
认知的高低将直接作用于后续方法论的产生和实践活动的开展,并深刻影响最终追求的战略结果。从这个层面来说,认识论甚至决定了战略的最终走向。
如果说认识论是一种思想,那么方法论就是基于认识论的思维模型,是对认识论的工具化与模型化。当代投资大师查理·芒格认为:“思维模型是你大脑中做决策的工具箱,你的工具箱越多,你就越容易做出最正确的决策。
”在通过“认识论”确定了事物发展的前途趋向后,如何在战略制定过程中合理规划可行路径,并指导战略走向预期的道路?这就必须运用合适的思维模型和工具,做好战略的细化、分解、承接工作,引导事态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否则,只有正确的认识论,缺乏方法论指引,不通过工具化或模型化,再完美的战略判断也将会变为一纸空谈。正确的战略部署关乎生死存亡,方法论的决定性作用常常大于认识论。
马克思有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哲学界多是以形而上的思辨为主;在马克思手里,哲学才真正变成手术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旧哲学的根本标志。
战略与哲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哲学没有标准答案,而战略需要谋求答案,衡量答案好坏的标准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战略的唯一标准。所有的战略都没有唯一性,但一定有结果,战略以结果论英雄。
实践论是以方法论为指导进行行动的艺术,它所强调的是在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实际经验,这些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会印证与校正之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而为优化和提升战略认知提供实践基础。正所谓一个成功的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是毛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推动着战略目标的实现。
但需要说明的是,实践论和实践不一样,实践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理论,是包括“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系统工程。
战略实践是“一个中心”和“三个基本点”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认识与实践的相互验证,是外部世界与内部团队进行能量交换的过程。
很多人没有搞清楚内在的逻辑关系,认为当下的困难只是因为实践不到位,成天研究细节,学习很多关于运营和管理的先进的经验,比如丰田管理模式先进的OA系统、ERP管理、流程再造、精益管理、阿米巴等,这些管理理论在二战之后这几十年内日新月异,互联网出现之后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光有这些是不够的,虽说细节决定成败,但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在战略方向没确定之前,是战略决定成败;在战略方向确定之后,是细节决定成败。如果战略方向错了,细节再完美也没用,执行力越好反而败得越惨。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战略是一个历经“认识—方法—实践”的知行合一的循环过程,从预先认识到前途趋势,到用科学的方法制定具体方略,再到躬身入局的实践,这个战略仅仅算是有了开始,而后还要经历再认识、再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一个“三论”的结束标志着下一个“三论”的开始,如此反复推动着战略的提升。如同中国古代“世间万物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哲学思想一样,体现的是一种绝对运动的状态。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一个好的战略家必须学会依据时局、事态来调整战略的方向,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同时也必须警惕不能因为某一时间的小成就便停止继续认识、继续探索的步伐。
正是因为从认识到实践不断循环的特性,让战略变得不那么平易近人。或许有人会问:有没有基于认识论,并绕过方法论,直接进行实践的?纵观历史,这种类似于朴素的农民智慧的确存在,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草根企业家,直接以个人的智慧和经验生成经营战略。但当企业做大,面临重大的战略抉择时,没有方法论作为支撑,仅靠朴素的经营智慧而拍脑门的那种战略,不仅有风险,也难以服众。
在战争年代,这种缺乏理论的战略实践就体现为李云龙式的干部,拿来鼓励士气可以,但李云龙的成功是建立在极高成本的淘汰基础上的。传奇之所以成为传奇,就是因为无法复制,那些浮在水面上的所谓成功人士和幸运儿背后,不知有多少无谓的牺牲者,可谓尸骨成堆、血流成河。想要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还是要选择西点军校、黄埔军校里那些经过系统培训的仕官生。作为美国第一所军事学校,西点军校曾成功地栽培过无数世界性的领导人才,其中包括1000多名世界500强企业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比如可口可乐、通用电气等数十家大型企业的总裁,甚至首度登陆月球的三名太空人中,就有两名出自西点军校。换句话说,团队里需要的是成建制的楚云飞,而不是野路子的李云龙,毕竟一个个“楚云飞”成才的概率更大,成本更低。
“三论”在战略的运行中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它们需要形成一股合力,其中自然离不开“人”的因素。
任何一个领导者之所以能荣获今天的地位,他本身就具备极高的战略素养,就像一个好的导演同时也常常是好的编剧一样。他之所以能不断地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肯定是因为把握住了战略的某种规律。但趋于完美的战略家毕竟少有,一个好的领导者并不是样样都要精通,而是要知道自己哪方面有短板,找外脑来进行补充。
战略的执行需要雄才,战略的判断需要大略,如果雄才大略能集于一身最好,但如果一人有雄才,一人有大略,就像刘备和诸葛亮一样,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两者密切合作,同样是天作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