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他雄心勃勃的站在台上，振臂高声喊出了他的伟大理想，那就是要把大宋打造成一个恒久伟大的盛世帝国。这个理想，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四个字，用很有气势的语气念出来就是：这四个字典出《周易》，简而言之，它描绘的是一幅富足兴盛、太平安乐的盛世景象。倘若单看这番理想，您一定会觉得这人是个让人竖大拇指的人物吧？没错，他就是王安石女婿的亲哥哥，司马光赞赏有加的好官-蔡京提起蔡京这个人，大多数人脑子里第一时间蹦出来的一定是“北宋第一大奸臣”的名头。但是当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词组合到了一起，一切就都变得迷幻起来。蔡京作为北宋的“六贼”之首，其人品之差，什么坏主心术、贪污受贿、擅权暴虐那是样样不落。然而作为这么一个奸臣，蔡京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有些事不说是在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即便是放到现代，拿去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也毫不逊色。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加上一个人品巨差的大奸臣，却有着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成就，其成就也成了宋代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这就是史家在评价蔡京为奸臣时，所不得不遇到的难题，简称“蔡京悖论”。蔡京、蔡卞两兄弟，早些年都曾是响当当的“三高”人物。同年三月，时年二十四岁的蔡京与二十二岁的弟弟蔡卞一同及第。这里，咱们还取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咱们最熟悉的人物来说。想当初，蔡京幼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大概是这么说的：我介甫爷在熙宁末年复相，每每和我叔蔡卞谈到谁将来能继承他执掌国家大权时，就会扳着手指头数，嘴上还念叨着：“第一就是我独子王雱了，第二就是我女婿蔡卞，第三则是蔡京，第四就是吕惠卿。”一来熙宁末年蔡絛还没出生，必不是亲耳所闻；二来作者蔡絛毕竟是蔡京的儿子，不免有王婆卖瓜之嫌。不过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对蔡京的态度还算正面。可到了元丰年间，也就是王安石的晚年，老王对蔡京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斗转。曾巩侄子曾纡在《南游记旧》中说，元丰年间，曾巩生病，王安石常去探望。有次，蔡京诏试的消息传来，王安石听闻后说道：前后不过数年时间，咱们假设王安石不变，那么变的只会是蔡京。
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王安石对待蔡京的态度产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如果说王安石的前后态度的迥异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不妨再看看司马光与蔡京的故事。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郁郁而终，幼子哲宗继位，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此时的太皇太后高氏向垂垂老矣（实际才六十来岁），刚刚修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此时，已经快走到生命尽头的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完全废除。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司马光令曾布扭转役法。
曾布以一句“免役法的法律条则都出自于我，若是让我来改，义不可为”把司马光堵了回去。但谁又能阻止司马光坚定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的决心呢？按照《宋史》的说法，司马光当时只给了各地干部五天时间。因为改变役法可不是一项小工作，在那时可是少有干部能够完成的。然而，当时主持开封工作的蔡京却如期在五日内把辖区内的差役法给恢复了。蔡京以绝对服从、高效的方式，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又过了数年，等到改革派再度上台的时候，面对是否应当废差役法还原回免役法的问题，朝堂上议论纷纷，经久拿不定主意。“按熙宁年间的免役法办就是咯，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啧啧，这么看来，前后不过数年时间，对役法的态度转变之巨大，蔡大人的“变脸”功夫真是无人能及。他蔡京既不是改革派，也不是保守派，他只是墙头草派。这也是后人多诟病他在政治上立场不坚定，有着严重的投机主义倾向的主要依据所在。正相反，对于徽宗而言，蔡京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忠臣”。这就要说起蔡京日后在徽宗朝混得风生水起的那些日子了。还记得咱们之前聊曾布，曾布和初上任的徽宗曾试图调和两派人士的隔阂，但时间久了，徽宗自然也就不耐烦了。面对整日朝堂上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不是你告我的状就是我告你的场面，徽宗自然是十分疲惫。徽宗逐渐得出结论，想要联合两派人士组成联合政府是行不通的，而且这种斗争也让他无法通过发布命令来实现自己的施政目标。于是，选择一位能够快速、忠实的执行自己命令的人，就显得无比重要且急迫了。初上任的徽宗，还是想做点成绩出来的，因此其打内心里讲，仍算作是个改革派无疑。但前面说了，徽宗上任遇到的大问题就是干部指挥不动。因此，别说改革了，当时朝堂上的场面那是一地鸡毛，简直是干啥啥不行，互掐第一名。说到这里，很多人认为，蔡京是继承王安石的改革派，关于这点我说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如果非要说蔡京是什么派别，那我只能说他是个“皇帝派”。在蔡京看来，谁是一把手，我就听谁的，你爱改革，我就改革，你爱保守，我自当保守。那么面对徽宗这个内里偏向改革，但又被旷日持久的纷争搞得一个头两个大的皇上时，蔡京是怎么做的呢？元祐年间，保守派对于改革派的打压，那叫一个不余遗力。具体体现就是这个有着三百零九人名单的《元祐党籍碑》，这其中，名列“光荣榜”第一的就是曾经对蔡京赞赏有加，已身故十几年时间的司马光。 ![]()
这个黑名单当中并不单单只有所谓的“元祐党”，其中肉眼可寻的曾布、章惇，这两位曾经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也位列其中。
即便是改革派眼里的“自己人”（实为蔡京的异己，因为徽宗继位的问题，徽宗本人也十分厌恶章惇），蔡京也一并打之。“元祐更化”的时候，保守党曾销毁了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的所有存本。按咱们现在的理解，不亚于当着高考学生的面撕了考试用的课本。他焚毁苏轼、苏辙和他俩的爹苏洵的“三苏集”，这还包括一些当时著名的元祐学术著作，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司马光的文集，《资治通鉴》原本也在当中。若不是有神宗护体（前前老板作的序），那咱们现在还真有可能是读不到了。就这么着，在蔡京这么一来二去的雷霆手段的操作下，朝堂上以往嘈杂的声音顿时安静了下去，自此徽宗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不过，若只是行事“够狠”，并不能支撑蔡京叱咤风云。“贴心”是蔡京为政最大的特色，也是蔡京与他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蔡京其人，向来只跟徽宗说皇帝能够办到的事情，而不是一味消极地抨击、否定的对待皇帝的任何提议。想当初，徽宗作为一个颇为富有的一把手时，家底那叫一个仓满粮足，那叫一个府库充盈。因此，那时候的徽宗在宴请群臣时想使使玉质的杯子，这个看似“卑微”的小小心愿并不过分吧？但就是这么一个“卑微”的小小心愿，却让徽宗十分地谨小慎微。是啊，徽宗想，我乃万乘之尊，家里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我想干点啥不行呢？蔡京把对徽宗的“宠溺”表现的那叫一个淋淋尽致，以至于大多数人看来，徽宗就是这么被“惯坏”的。所谓“坏主心术”一说，也就是这么来的。好了，至此也许我们就可以大致看清楚蔡京是个怎样的人物了吧？上文中的蔡京是一个没有政治立场，不讲政治操守的北宋大奸臣！蔡京在位时，贪赃枉法的事的确没少干，咱们受制于篇幅，无法对其进行一一示众。我想说的是，上述的一些既有事实仍就无法掩盖蔡京干的一些个好事。我们现在常讲，西方社会是一个所谓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社会。“丰亨豫大”这可并不单单是描述皇帝老儿一人的完美生活，而是让整个大宋帝国范围内的穷民“饱食暖衣”。在当时，蔡京在全国范围设置并推广了几个机构，分别是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居养院，顾名思义是收容穷民并提供食宿和若干生活费用的机关，有点类似现代的收容所、安老院与残疾院。宋代经常发生饥馑，每次发生饥馑时都出现大批的流民，多时达到数十万或数百万。元符元年（1098年），淮东路始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到了徽宗朝，徽宗赐名“居养院”，而蔡京也在全国广泛推而行之。在当时，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国家都包了，这让很多走投无路的人都能得到照顾，不至于饿死街头。安济坊是当时收养救急贫病，施医赠药的场所。如果硬要打比方，其应该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公立医院。不过，这个想法并不是蔡京首先提出来的，《宋会要辑稿》中写到，是苏轼在杭州任职时为了应对瘟疫所率先建立起来的。但蔡京并没有因为是苏轼提出来的而弃之不用，而是在苏轼原有的想法上加以创新，把安济坊从地方性机构推广到了全国。山西晋城发现的宋代泽州漏泽园墓志
这种公墓针对的主要是路边无人认领的尸体或者是无力安葬亲人的百姓。同安济坊一样，蔡京也不是漏泽园初创者，但确实是推而广之的人。漏泽园的选址多在高亢荒芜的高地，由朝廷拨地，以避免占用农田而影响农业生产。《宋会要辑稿》记载，漏泽园中通常会给单个墓地分配八尺或九尺的空间，用两块方形砖头作为墓碑，同时，上面刻有千字文作为墓碑的顺序。砖上通常会以死者的姓名、家乡、逝世的年月日作为标识，相关工作人员还会在墓地摆上祭品以供他日有后人祭奠。蔡京在位时搞了教育改革，还设立了几所专攻医学、算学、画学与书法的专科学校。在教育问题上，当时的朝廷不但鼓励建造了大量的学校与提高了入学人数，还给学生们发放了相当数额的补贴。对教育上的重金投入，也让当时诸多的苦寒士人也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因此，这些个善事，都成为了史家真正想要去评价蔡京时遇到的最为矛盾之处。有人可能会说，蔡京无非是为了迎合徽宗的喜好，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延缓社会矛盾的爆发，具有着一定的欺骗性。说它对，这是因为宋徽宗和蔡京都是好大喜功的人物，蔡京为了描述“丰亨豫大”不惜花费重金粉饰太平这也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第一，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并不能得出社会福利必然扩张的结论。第二，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究竟是在于行为动机还是行为结果？当然了，关于上面说的第二点，这依然是一道开放性的题目。这完全取决于大家在回答问题时所考虑的“角度”不同。这就不禁让我想起前些日子和朋友关于“观点”这个问题的一段对话。我：假设我们的面前摆上一个圆柱体，那么你从正面去看，请告诉我这是什么形状？我：这就是观点。所谓观点，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以求来描述眼前的一个事实。如果仅仅看到了方形，就说这个圆柱体是方形，那么这是事实吗？我：所以为了能够把一个事实阐述清楚，就必须站在尽可能多的角度去对它进行描述。站在徽宗的角度上讲，在蔡京四任宰相的十几年当中，他一直是个忠心耿耿之人，从未有过不臣之心。站在受益于蔡京的那些福利制度的百姓的角度上讲，他们是实打实的受到了朝廷的恩惠，而这种恩惠，在当时来看也是史无前例的。当然了，这并不是要给蔡京翻案，平心而论，我的文化水平也不至于达到那种高度。一方面，蔡京个人品性与诸多劣迹确实是事实，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另一方面，不管他的出发点如何，所做出的贡献，也并不是可以草草抹杀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假如我们执意去给蔡京贴上一个“奸臣”标签，“蔡京悖论”就会冷不丁的从四面八方蹦出来。因此，就我而言，我认为若想要去分析一个历史人物，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标签化”。也许只有从这个逻辑出发，尽可能的多维度的去看待历史人物，才能更充分的展示蔡京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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