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数字技术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重构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当技术、法律与社会交汇，如何在维持“秩序之道”的同时，谋求“发展之道”，需凝聚各方智慧，共谋发展良策。

就技术发展给执法司法活动带来的风险，●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网络安全法律中心主任黄道丽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中面临诸多风险：第一，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特性或存在的缺陷，信息的真实性可能存疑。第二，执法司法数据库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增加了数据失控的可能性，技术工作外包增加了数据泄露和被非法利用的风险。第三，公安机关执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平衡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保护至关重要。

就技术发展给法律适用带来的挑战，●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晟提出，大语言模型技术在与法律、司法的结合中，通过“学习—输出—学习”的不断循环，让法律的普遍性得以强化，同时也给法律发展带来挑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蒋红珍从数据安全的角度出发，围绕个人隐私和数据秩序，阐释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给数据隐私和安全带来的挑战。数据的隐私保护最核心的机制是“知情—同意”规则，围绕于此，形成公益排除以及最小必要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自动化和复杂性特点，导致其很难在自动收录用户个人信息的同时，让信息主体充分全面了解个人信息的处理过程和结果，容易对“知情—同意”规则的构架产生冲击，最小必要原则也可能会被架空。

对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如何实现技术、法律与社会的共生发展？与会人员认为，需要树立新的理念、建立新的机制、采取新的举措。在技术层面，●闫树认为，随着数据法律法规的出台生效，技术与合规出现交叉碰撞，可通过技术融合、异构平台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努力，促进隐私计算行业的发展，在满足合规要求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推动隐私计算技术发展。

●蒋红珍从个人权利保障角度出发，提出人类与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共生发展，应平衡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个人权利保护之间的矛盾，需要立法和相关配套机制为二者划定必要界限；需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公司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守法合规意识，积极采取自我规制措施，加强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需要监管部门在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合规要求时，既坚持严格执法，也保持审慎克制。●黄道丽则从大模型发展的安全保障角度出发，提出人工智能的治理需要“软法”与“硬法”有机结合，关注价值观、治理体系、治理对象以及效果评价；正确认识并协调“破坏性创新”与“试验性监管”之间的关系；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应该是一个可持续优化的体系，有一个能够快速吸收、修复、完善的路径。●最高检第四检察厅检察官赵玮从法律层面提出数字时代的司法治理需要重点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安全和发展的关系。要坚持安全底线，在安全的基础上统筹发展。二是人工和智能的关系。一方面，在大模型的构建中，需要把人的高质量需求和理性分析能力渗透融入其中，从而使大数据模型真正成为理性的模型；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模型、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和促进人类发展，促进智能时代的人类更具创新能力、规则意识和协作精神。三是当下和未来的关系。人工智能既研究当代问题，也研究跨代问题，需要法律提供更多规范指引。

在监管层面，●唐云佳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法律监管需要快速适应和调整，以平衡技术创新与法律监管。●中共上海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络管理处处长蒋科从网络信息管理的角度，结合网络监管实际，提出网络管理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分类监管原则，二是包容审慎原则，以促进大模型规范发展。

●上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龚培华表示，上海市检察机关将进一步从三个方面贯彻落实最高检要求：一是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以数字检察赋能司法治理，提升上海检察“服务办案、服务公众、服务决策”的能级；二是加强内外协作联动，提升司法治理能力水平，推动构建数字时代多元共治格局；三是提升司法供给保障水平，服务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检察服务数字经济发展能力，护航数字经济行稳致远。围绕“数字时代的司法治理”这一主题，共研数字经济新形势、共商高质量发展路径、共寻司法治理良策，恰逢其时。检察机关将与各界继续携手努力，立足检察职能，踔励奋发、勇毅前行，全方位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司法治理机制，继续推进数字社会司法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文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