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围绕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科研；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培育“新质劳动力”；构筑科技人才合作交流平台，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高地；加快产教融合，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围绕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陶仪声：
构筑科技人才合作交流平台
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高地
“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等机构发布的‘2023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看，我国人才竞争力总指数排在第40位，比2013年上升7位，但外部开放度仅排在全球134个国家的第100位。”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陶仪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加快演进，全球人才竞争持续加剧，亟须进一步加强国际人才交流合作，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陶仪声认为，当前我国人才国际交流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人才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二是人才国际接轨程度相对不高；三是中介服务资源不够丰富；四是关键领域科技人才队伍不足，人才结构配置失衡，高层次人才短缺。
“特别是在集成电路、高端软件等技术创新领域国际化高层次创新人才、产业领军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等较为短缺，无法满足关键领域产业创新需要。”陶仪声说。
针对这些问题，陶仪声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构建更加完善的人才安全体系。根据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抓紧构建人才安全体系，多层次、全方位地构建与实施科学严密、攻防兼备的人才安全战略。出台政策、优化环境，吸引一流高校的尖子学生和一流科研院所的核心人才出国研学后回国就业、创业，干事、成事。
二是健全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机制。进一步打造适应人才国际交流的开放环境，健全接轨国际的人才交流合作机制。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证、签证等办理程序，为外籍人才创业就业提供便利、扩大人力资源服务业对外开放、开发国外高端智力要素。
三是建立国际化人才服务中介组织和引才矩阵。进一步强化人才支持政策优势，大力支持国际化人才服务中介组织健康快速发展，推进全球网络空间的协同创新、离岸创业和柔性流动，鼓励采取灵活多样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方式。
四是提升“高精尖缺”人才的支撑和保障能力。聚焦现代化高科技产业中心建设，加快构筑开放合作、适应产业优化升级和国际化创新驱动的科技人才合作交流平台，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高地。
“进一步拓宽尖端和紧缺人才培养和吸纳渠道，提高国际人才使用效能和国际高端人才合作效率，更好地支撑、推动和引领我国创新型经济和生产型经济发展。”陶仪声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辛锋：
强化大型核科研设施综合利用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辛锋准备了两份提案，其中一份提案聚焦推动核领域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利用。
辛锋介绍，我国核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经拥有了一批大型科研设施，如中国实验快堆、中国先进研究堆、北京串列加速器等，运行良好，取得丰硕成果。
“大型核科研设施是推动核科技进步、催生源头创新的必要条件，推进核领域大型科研设施建设和综合利用，是实现核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辛锋表示，随着新时期发展需求的变化，对现有核领域大型科研设施的性能和综合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现有大型核科研设施数量和性能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仍存在差距。
辛锋建议，制定核领域大型科研设施有偿开放共享制度，提高大型核科研设施综合利用效能；同时建立国家专项经费，确保核领域大型科研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和充分发挥作用。
在另一份提案中，辛锋建议积极发展一体化闭式循环快堆核能系统。
“一体化快堆同时具备发电、增殖、嬗变三个功能，是发展快堆的现实选择和较优路线，可能突破核能发展天花板。”辛锋说。
辛锋建议，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作用，加快推动一体化快堆核能系统发展走深走实。
全国政协委员、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御风：
坚持深度和宽度两手抓
培育“新质劳动力”
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新型显示、智能制造……这些代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其发展都离不开高端芯片。全国政协委员、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御风认为，集成电路作为科技行业的算力底座，将充当新质生产力的先锋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是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人才。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质劳动力”，而培育“新质劳动力”需要加快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
郭御风说，为了加强集成电路人才培养，教育部于2020年印发《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实施“强基计划”。“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被设为一级学科。清华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集成电路学院，强化校企合作，缓解了芯片人才短缺。但目前，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发展仍面临挑战。
比如，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招人难”现象同时存在，呈现供需矛盾的局面。高校培养还存在知识体系“重应用轻基础”的现象，部分专业在知识体系建设方面偏重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应用体系，缺乏对于体系结构、算法等基础体系的扎实培养。
此外，目前高校的课程体系、教学用机、电子教室等基础设施，仍主要基于国外的软硬件环境，但实际上我国众多关键行业已普遍开始使用自主研发的软硬件产品。这导致这些行业的企业仍需花费高昂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对校招员工进行系统培养。
针对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发展的挑战，郭御风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高质量人才体系化培养的政策制定，吸引人才流向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根据产业人才的现实需求，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对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进行系统改革，确保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有效衔接。同时，在招生、培养、就业方面给予全链条的政策引导和倾斜，对于集成电路行业的头部企业从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市场拓展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二是在培养方向上坚持深度和宽度“两手抓”，培育“新质劳动力”。首先，夯实人才培养的深度，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领域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端人才，构筑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持续发展的内源动力；其次，拓展人才供给的宽度，面向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测等多样化产业需求，通过多学科及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
三是加速教育基础设施国产化进程，厚植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土壤。通过明确的政策引导和时间要求，加快推进基于我国自主研发软硬件的课程体系、教学用机、电子教室等教育基础设施进校园，让广大学生能够早体验、早学习，充分感受到自主创新、新质生产力的魅力。同时，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力量，引导其参与课程体系、信息科技教室等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
基础科学研究需要多元化投入
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我国加强基础科研投入，资源投向哪里？资金从何处来？人才如何培养？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接受采访，就这些话题分享了见解。
推动大科学装置建设和共享
走进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大门，一座“高精度天文钟”映入眼帘。这是对中国现代授时系统发源地的纪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北京时间”从这里发播。此天文钟与卫星时间同步，精确到百万分之一秒。
去年全国两会，沈志强的提案关注基础科学研究与科研人才培育，呼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多一些支持与宽容。今年全国两会，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更加具体。
加大基础科研投入，投向哪里？产生的效果怎么样？
天文学是一门观测的科学。大科学装置等观天利器，好比科学家的眼睛。位于上海佘山的天马望远镜（上海65米射电望远镜）为我国探月工程和深空探测提供了有力支撑。位于贵州山峦深处的“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成果频出，不断拓展人类观测宇宙的视野极限。
沈志强表示，目前，我国大型科学基础设施依然不多，共享度不够，在使用方面没有发挥到极限。为了抢占科技制高点，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大科学装置等科研基础设施、仪器设备的投入；同时，推动资源开放共享，提高大型科学设施、仪器的使用效率。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科研
2024年2月，美国民营企业“直觉机器”公司研发的月球着陆器“奥德修斯”在月球着陆。这则消息引起了沈志强的关注。
近年来，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迅速，通过充分竞争，带动了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
沈志强说，我国对基础科研的投入每年都在加大，在重大科学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但是，仅靠“国家队”力量投入远远不足，需要建立更灵活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吸引更多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参与其中，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基础科学研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巨大。但是，一旦有了成果，很可能是极具突破性的。”沈志强表示，要调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其中，充实我国基础研究的力量；也要积极寻找可落地、可操作的突破口，为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和配套服务。
深化基础研究国际合作
沈志强说，在天文科学领域，中国已处于国际竞争前沿，在部分领域甚至发挥着引领作用。中国可以在认识宇宙、认识人类，在自然世界的探索中为全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不过，沈志强表示，需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科学大厦的地基还不够扎实，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近年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际科学合作的生态受到影响。但我国要以开放、积极的姿态继续深化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培养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沈志强说，鼓励年轻人才出国求学历练，更呼唤青年才俊们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为此，沈志强建议，进一步优化我国科研评价机制，将更多评价权给予科研工作者所在的科研单位，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包容的发展环境，更充分地激发年轻人创新创造的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集团首席技师傅国涛：
加快产教融合
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
“我很幸运，得到了国家和公司的培养，从一名学徒工成长为技能大师。我一直想做的就是做好传帮带工作，为公司和社会培养出更多技能人才。”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集团首席技师傅国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傅国涛告诉记者，他在18岁那年以理论、实作综合第一名的成绩，从永川船舶工业技校毕业，分配进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船用柴油机配套企业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我在车间生产一线从事机械加工工作已有35年，车工、镗工、加工中心都做过。”傅国涛说，“都说这个工作辛苦，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引导着我不断思考和实践，怎么把零件加工得越来越精细，成为一件件钢铁艺术品，用于国家建设。”
傅国涛发现，随着近年来我国船舶事业快速发展，船用发动机传统机型逐步被节能环保、高效能的机型替代，这对机械加工制造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现在正在试制的甲醇和氨燃料机型，对产品的精度要求更高，加工难度更大，所用的加工刀具与切削方法都因此发生了改变。
“一方面要保障常规成熟产品的正常生产，另一方面要保证新产品的试制，这对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全国两会，傅国涛准备了两份建议，其中一份与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相关。
在调研过程中，傅国涛了解到，各类技能大赛参赛选手获奖后留校任教的比例较高，这类获奖选手平均年龄在20岁出头，获奖后进入职业院校任教，对职业教育的兴盛起到良好的助推作用。要发挥好各类技能比赛获奖选手的作用，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他们掌握的前沿加工技术，另一方面要弥补他们对企业实际加工情况了解不足，传授技术过于单一的问题，避免出现教育链和产业链“两张皮”现象。解决这一问题，可通过产教融合，让职业院校的教师走出“象牙塔”，进入龙头企业、骨干企业，以挂职锻炼、跟班进组等形式深入生产一线，与在岗职工深度交流、互通有无，了解企业的生产运营模式、产品加工流程与方法。
“加快产教融合的另一部分来自企业，要让企业高技能人才进校兼职。”傅国涛表示，各类企业中，不乏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傅、高级技师、大国工匠等高技能人才，他们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中流砥柱，也是“工匠精神”、绝技绝活的传承人。高技能人才进校园是产教融合的重要方式，让这些经验丰富的师傅们以外聘教师、客座教授、产业导师、专业带头人等形式进入职业院校，以生动鲜活的实践案例授课，也是培养学生兴趣，提高职业教育水平、改善师资结构的有效途径。可通过企业高技能人才与职校教师交流互动，取长补短，不断推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产教融合最终目的是培养应用型技能人员，重实践、善学习、勇创新是其本质要素，培养贴近行业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队伍，将持续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生力量。”傅国涛说，要让学生与企业双向奔赴。企业对应产业发展的需求，通过与地方政府、高职院校合作，联合创办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等场所，形成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开展委托培养、订单培养和学徒制培养等，提前让学生进入实训基地或车间一线顶岗实习，为学生提供真实的企业工作环境，以准员工身份参加企业的生产实践工作，在企业与学校之间形成一个平稳过渡的缓冲带，最终实现双向选择、双向奔赴。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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