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口述回忆录》(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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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这部回忆录也寄托了我对周总理的深切爱戴和怀念。

P12 父亲虽然胆小，但还是跟左派作家鲁迅交了朋友，二人后来成为莫逆之交。鲁迅日记中就有七处提及父亲。我小时候，父亲也曾一再对我们提起他同鲁迅交往的事。可惜我那时太小，对他同鲁迅的交往没有太深的了解，只是有这样一个印象：父亲同鲁迅是好朋友，二人经常来往。

P16 此后不久，我大哥朝鼎就回国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他。大哥朝鼎和我的年龄相差很大，比我大26岁。他和我母亲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在家时，常常同母亲在一起庆祝生日。我出生前几年大哥朝鼎就离家了。

P21 当时中国正在抗战，广大的美国人民非常同情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对中国人很友好。我上学的第一天，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午饭时，专门为我搞到一些米饭，还有肉和蔬菜。但我一看见米饭，马上就大发脾气，而且用中文大喊：“我们有文化的北方人从来不吃米饭，只有没文化的广东人才吃米饭！我们有文化的北方人，只吃像面条、馒头一样的面食。”美国老师和同学听不懂我说什么，但他们看出来我很讨厌米饭，就很快把米饭拿走了，而给我吃土豆、肉和蔬菜。这是我在学校里唯一一次发脾气，这以后我跟所有同学的关系都非常好。我的许多好朋友都是南方人，爱吃米饭。我的妻子汪向同在上海长大，也爱吃米饭。后来我也学会了吃米饭。

P24 我第三次也是最奇怪的一次和北京猿人发生关系又是在美国，那是1973年我在驻美联络处时。我到达华盛顿不久就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美国女人打来的。她说有一个知道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下落的人想在纽约帝国大厦屋顶见我，和我讨论把北京猿人头盖骨归还中国的可能性。我向黄镇大使汇报了这件事，他也认为这个电话非常奇怪。我们向外交部汇报后，外交部同意我们的看法，即我不应该单独到帝国大厦屋顶去见那个神秘的人。直至今天，北京猿人头盖骨依然下落不明。

P26 我爱上她(安妮)是上小学时，后来我们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后就分手了，但我们仍是好朋友。

P29 当时哈佛大学每年给我650美元的奖学金，另外我在纽约上高中的霍莱斯·曼一林肯中学每年还给我350美元的奖学金，供我上哈佛大学用。那时哈佛大学读书一年的基本费用是1500美元，我还必须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餐厅中每天打工4小时，这样才能够挣足所缺的500美元。我的生活非常困难，勉强可以将就着过。

P30 当时我的中文很差，我几乎无法听懂读书会的讨论。那时有一个女同学叫程乃欣，也参加了读书会。她是我在哈佛俱乐部认识的，经常帮我翻译，我们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可惜程乃欣在中国已有男朋友，她不久便回国了。我回国后，她已同她的男友确定关系。不久，我便去了朝鲜，一直没有同她联系。我从朝鲜回来后才得知，她原来的男朋友同她分手了，随后她又很快同郑海天结婚，二人感情很好。虽然我们没有成为夫妻，但我们一直还是保持了深厚的友谊。

这时，杜鲁门政府宣布要把第七舰队从台湾海峡撤走，还宣布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另外，杜鲁门政府还宣布，所有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如果需要，政府会为他们提供全额奖学金。学成之后，如果中国学生希望回中国，不论哪个城市，美国政府都会提供火车票钱和船票钱。这样，一切事情都显得对我有利。我很快得到了美国政府提供的全面资助--政府奖学金，使我不用再打工了，我因此在大学二年级时生活变好了许多。我打算在哈佛大学再学几年，直到得到博士，或者去莫斯科读博士，这以后就可以回祖国服务。

P31 这时我个人的经济状况改善了许多，我就和其他四个人住在Eliot House宿舍的室友一起凑了一笔钱买了一辆旧车。我们轮流开车去附近的女子学院或其他地方找女朋友。我终于可以在一个常春藤学校，作为一个经济上过得去的、成绩优良的学生，开始享受生活。

P32 然后我回到哈佛大学，到了哈佛大学管行政的办公室，我提出要求退学，并说我希望从哈佛大学得到一封推荐信，推荐我去清华大学继续学习，因为清华大学是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管事的人听到我的决定后大吃一惊，劝我重新考虑。她说我的经济问题早就解决了，而且我现在回国，一定会被拉去参军。我回答说，我一点儿都不担心，因为我是回自己的国家去呀。这位女士当时就答应了我的要求，写了一封推荐信写明推荐一位正在哈佛大学学化学的、成绩优秀的中国学生回中国后去清华大学继续学习。

P33 船出港后，我一个人在帆布椅上坐下，看着加利福尼亚海岸渐渐地从海岸线上消失。我那时就想，我是最后一次看见美国了。在船上，有一个美国乘客，对这么多中国学生回到共产党中国表示不解。我就回答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回到我们自己的祖国去。同船回国的这几十位中国学生，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其中就有后来担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朱光亚教授和后来的化工部副部长侯祥林等人。

P34 那时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语言问题，很幸运的是我当时在化学系，而且是在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以前。虽然是中国教员教课，但都用英文来讲授，课本都是哈佛大学的盗版本，所以学习中我并没遇到太大的困难。因难在于我和同学们的交谈上，别人讲的我大体还听得懂，但我的中文表达能力较差。最要命的是当时我在中文方面是个大文盲，没有能力读中文报纸。在几位同学的热情帮助下，我开始努力学习中文。

P35 1952年4月，我正在写毕业论文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我申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要求已被批准了，要我马上到外交部报到。那时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全线反击，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已经退到“三八线”，中朝一方开始在开城板门店和联合国军一方谈判，急需英语人才。这样我的外交生涯就开始了，而且几乎持续了半个世纪。

P37 我一直都严格遵守纪律，所以派到朝鲜的事我谁都没告诉，甚至我的父母。直到派到朝鲜后几个月，我得知可以告诉父母时，才给他们写了信，但对其他人我还是一点儿也没透露。

P38 在黎明快来临时，一架美国战斗机不知什么时候突然飞出来，向我们的卡车俯冲，并用机枪扫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曳光弹把车前的天空都照亮了。幸好那时卡车正要拐弯，必须减速，这样美军飞行员没有算准卡车的速度，我们也就没有被击中。如果不是有那个拐弯，我现在可能就写不了回忆录了。

P41 我1950年离开哈佛大学时正值暑假，除了最亲密的朋友外，大多数同学都不知道我去哪里了，但许多人的生活都这样那样地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之一尼克加人了美军，去了日本，但没去过朝鲜。我的一个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一个叫刘孟达的美籍华人，也参加了美军，而且到了朝鲜。当我进入板门店的帐篷里时，一眼看见对方的一边刘孟达赫然坐在那里，我非常吃惊，想不到昔日的同窗成为今日谈判桌上的对手，但我们双方都装作不认识。刘孟达后来给哈佛大学校刊写信，说在板门店发现哈佛大学同学冀朝铸。由此我美国的同学们才知道我的下落。几十年以后，我和这些同学恢复了联系。在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之前，有一次尼克还打电话到外交部找我，自此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P45 我回到中国后得到通知，虽然我没有完成毕业论文，但清华大学还是发给我毕业证书，并分配我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我知道这个研究所的任务是造原子弹，我也很希望能够参加这个伟大的计划，因为这和保卫祖国有紧密的关系。我当时并不愿意待在外交部，所以我去找王炳南同志，他是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来还升为外交部副部长，我想让他放我去近代物理研究所。

P46 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最大秘密就是怎样记笔记。记笔记不能从左往右写，而应该从上往下写，即先用速记符号在左边记下每一句话的主语，再在下一行用速记符号记下这句话的谓语，但要写得比主语稍右一点；然后再到第三行往左一点写下这句话的宾语。每句写完了画一杠杠，然后再写下一句。当讲话人讲完话，翻译开始翻译时，就在这一段下画双杠，然后再记下一段。等速记员整理笔记时，他一眼就可看出讲话有多少段、多少句。这种记录方法就保证了邱应觉、杨冠群和我记录下会议上的所有讲话。

P48 从日内瓦会议回国后不到半年，即1955年4月，我得到通知将作为英文打字员参加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的代表团。我因此去香港准备和周总理一起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去印度尼西亚。但我到香港后，代表团的成员告诉我，印度尼西亚政府限制每个代表团的人数，因为我在代表团排名最后，所以给刷下来了。但代表团仍需要我去印度尼西亚，所以我的身份变成外交信使，和另外两个真正的外交信使一起，带着邮包去印度尼西亚。我们三个人乘船去印度尼西亚。但就是因为我从正式的代表团成员降级为外交信使，没有坐飞机而是坐船，侥幸躲过了一次危险。

P50 周总理当时是我最崇拜的人，以后也永远是。

我在朝鲜时就认识到，高级领导谈话时，我应该躲得远一点，不能听领导们的谈话。记得有一次在开城的办公室外面，李克农正和中国代表团的高级顾问、后来曾做过中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低声谈话。乔冠华非常平易近人，对我也一直很好，而李克农当时是代表团的最高官员，不太容易接近。我向他们走过去时，李克农突然转向我，非常严肃地说：“冀朝铸，走开！”我吓了一跳，因为当时每个人都亲热地叫我小冀，李克农平时也这样叫我。我马上意识到他们一定在谈什么秘密的事情，赶紧跑开了。

在雅加达我一看这么多高级领导和周总理在一起，我就避开他们，不听他们谈话，但又情不自禁地从远处看周总理。

过了一会儿，周总理站起来，看见只有我一个人在晾台上，就走过来，微笑着问我是谁，我马上站起来回答。周总理又微笑了一下，就走开了。

P53 正当我自我感觉良好时，总理却对预先准备好的讲话稿进行了改动。因为他发现原先准备好的讲话稿没有提到当时尼泊尔执政党的主席，这位主席实际上是尼泊尔首相背后真正大权在握的人，于是他临时决定在讲话中添加赞扬尼泊尔执政党主席的话。可是由于我当时飘飘然，没有仔细听总理讲什么，所以照样按原稿朗读。总理马上就察觉到我没有翻译他临时增加的话，就大声打断我的朗读说：“不、不，小冀，你翻译错了，你太紧张了，赶紧换一个翻译。”这样我马上就从第一桌又挪到最后一桌，我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

P56 在我回忆和周总理在一起的岁月时，我必须先澄清一点：我虽然为周总理做了17年的英文翻译，实际上很少有机会和总理作一对一的接触。我的办公室一直在外交部，只有周总理有任务叫我时，我才有机会见到总理。比起其他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我对总理的认识就少很多也浅很多。另外，我这17年工作中的职务都较低，不可能看到大量的机密文件，也没有机会参加党和政府高层的战略讨论，所以，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谈我对周总理的印象。

P58 一个长期对华友好的印度老绅士拜会了周总理，请求总理给尼赫鲁一支红铅笔并请尼赫鲁在地图上画出中印边界线，边界问题就会立刻解决，因为他认为尼赫鲁当然会完全公平。我当时在场，我还记得总理脸上不以为然的表情，但总理依然保持着诚恳的态度，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谢绝了这位老绅士的建议。

P63 总理访问非洲时，某国皇帝邀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该国的第二首都会见他。从外表上看，国宾馆修建得很好，配有相对较现代的家具设备，显得很舒适。但它太小了，只有一间主卧室和卫生间，供周总理用。副总理陈毅不得不跟代表团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睡在起居室或走廊里。因为没有别的卫生间，我们只好搜集了几个空的汽水瓶子为夜里方便时用。苍蝇和其他虫子也很多，好像从没有人拍打它们，它们成群结队地在人周围嗡嗡飞着，一点儿都不怕人，还落在人身上，只能用手赶走。一次一只苍蝇直飞进我的鼻孔，我只好用手指抠出来。

这已够让人震惊的了，但更吓人的事是在国宴上。招待我们的是各种各样五颜六色但叫不上名字的食物，但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我一直盯着一旁一块看上去像美味巧克力蛋糕的东西，是饭后的甜食。当晚宴接近尾声时，一个侍者走近蛋糕，他大手一挥，一大群苍蝇从巧克力蛋糕上轰地飞起来，我看见密密麻麻的苍蝇下原来是一块香草蛋糕，侍者于是把蛋糕端过来招待我们。我完全倒了胃口，后来用代表团准备的饼干和汽水填饱了肚子。

访问某国时，在首相为周总理举行的晚宴上，我看见我的盘子上有一块污垢，就要侍者换个盘子。侍者接过盘子，朝它吐了口唾沫，用手抹去污垢，又把盘子还给我。我不敢再用这个盘子了，只好嚼一块半霉的面包充饥。

P65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总理这次为什么要我跟着去。也许，国内政治风暴迫在眉睫，他预感到了自己未来独撑大局的艰巨使命，也预料到我们这些人更加坎坷的遭遇，所以，给我这次最后的机会随他出访，再多看一下世界！

P66 我感觉到总理不管走到哪儿，对所有人民都很关心，不管他们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步，只要条件对的话，坏人也可以改好，这种博大宽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一直是总理性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面。

不管周总理走到哪儿，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关心都很清楚地表现出来，有一次在上海，总理陪外宾看学龄前儿童合唱团的表演，所有人都觉得表演很精彩，都一再鼓掌，但总理脸上显出很担忧的表情。演出结束后，总理严肃地批评主管演出的干部，因为他让独唱的小男孩用那么高的音调唱了很久，这样下去会破坏男孩的声带发育，也会影响他将来的前途。

P67 随总理出访热带国家时，我的皮肤经常过敏。总理知道了，就让他的大夫给我治疗。每次国宴时，总理都坚持翻译也在桌子旁坐下来，这样翻译也有饭吃。当总理看见我忙着翻译忘记吃饭时，就会用他那受过伤的手哆哆嗦嗦为我夹菜，我非常感动。

P68 总理对一般平民百姓的爱与关心不只限于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人民。在许多次出访中，我一再看到周总理对街市上、村庄里平民百姓的关心。当我们访问苏丹时，苏丹总统把当地老百姓都动员到街上欢迎周总理。周总理一边站在敞篷车上向当地群众挥手，一边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他看到那么多群众在大太阳下晒着，心里感到很不安。

P69 除了正式的外交场合，总理并不总是坐在专门为他留出来的上座，也并不总是走在别人前面。在加纳时，恩克鲁玛总统让整个代表团住在他的城堡里，大家在同一个饭厅吃饭。桌子中间摆一把大椅子，是给总理坐的。但总理从来不坐在上面，而是和大家随便坐。结果是谁最后坐下，谁就不得不坐那把大椅子。当时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由于保卫职责总是最后一个坐下，他就不可避免地坐到大椅子上了。因为杨将军长得高大魁梧，很威风，就被加纳的侍者误以为是总理，总是先给他上菜。代表团别的成员也都不说什么，等到我们要离开时，周总理和加纳的工作人员握手表示感谢，他们才知道他们错了，都说“中国的总理真好呀！”

P72

P74 尽管杜鲁门政府和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春的一段短暂时间里考虑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当时美国的政治气氛明显是越来越反共，尤其是越来越反对新中国。美国的公众和美国的传播媒体有时候容易做出群体性的歇斯底里的行为，比如麦卡锡时代到处抓所谓的共产党党员。美国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最新消息，但一般美国公众只对投其所好的报纸大标题有印象，尽管有时大标题和事实相左。他们还容易对新消息不加分析地作出评判，美国公众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就是这种现象的很好例子。

P83 基辛格于是提出采取三个主要步骤，这些步骤不至于刺激保守派的议员们，也是对中国试探性的举措。第一，允许美国游客采购价值100美元的由中国制造的非商业物品；第二，取消对中国旅游的禁令；第三，允许向中国运送粮食。尼克松批准了头两项，但由于保守派议员的反对，没有批准第三项建议。

正当美国要宜布这些步骤时，1969年7月16日，有两个美国公民的船在香港附近翻船，他们漂流到中国领海，被中国边防军抓住。基辛格就建议等几天，看中国的反应，结果中方没有任何反应。到了7月21日，美国就宣布了上述两条举措，而且不要求中方做出任何互惠的表示和行动。中国方面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而在7月24日释放了被抓的那两个美国游客。这样双方有了第一次善意的交流，但双方都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

P84 9月9日，基辛格指示回华盛顿休假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Stoessel)在华沙的社交活动中找到中国大使，转达美国准备和中国进行严肃会谈的信息。

1969年10月3日，斯托塞尔大使在华沙文化宫的一次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看见中国的临时代办雷阳，斯托塞尔大使试图走向雷阳并且转达美国总统的口信，但雷阳马上就避到楼下去了。斯托塞尔大使终于把躲到男厕所里的雷阳的波兰语翻译找到，转达了这个信息。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转达的信息确实来自美国政府而不是他个人的意见，美国国务院就在一次例行的会议上宣布斯托塞尔和雷阳已经进行过交谈。周总理事后曾和基辛格开玩笑说：“斯托塞尔几乎让雷阳犯心脏病。”因为雷阳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处理和美方接触的局面，所以他想法逃掉了。

P90 (此面提到的两位通天人物，可能是王海容、唐闻生)

P98 第二天，在天将破晓之前，即1971年7月9日凌晨4点，基辛格和他的随行人员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辆到达查克·拉拉机场。那里有一个报道其他事件的英国新闻记者突然发现了基辛格，立刻打电报给他在伦敦的上司报告了这件事。他的上司却认为这位记者要不就是发疯，要不就是眼睛有毛病，因此没有理会这个报告。

P99 会议开始时，总理首先讲了几句欢迎的话，就让基辛格讲话。基辛格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厚厚一摞事先打印好的讲话稿，开始念起来。当他念到他“来到了一个很神秘的国家”时，周总理就打断他说：“中国现在已经不神秘了，只要了解的话，都会发现中国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基辛格马上理解了周总理的意思，说他完全同意双方必须互相了解并建立相互信任，这样自然而然地会消除神秘感。被周总理打断后基辛格就把他那一大摞讲稿放到一边，开始即席发言。

P100 第二天会谈时，周总理首先大致谈了中美之间最突出的分歧，然后风趣地问基辛格：“中美之间有这么多重大的分歧，美国总统还要来访问吗？”基辛格感到很震惊，但他还是很镇定地回答：“这就要由你们中国方面来考虑，是不是要发出邀请了。”然后他就用了很长的篇幅反驳总理有关中美分歧方面的谈话。总理就说：“哎呀，如果我们还不赶快吃的话，北京烤鸭就要凉了。”这样一说，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友好了。

P102 这个震惊世界的声明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P103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到达北京，这一次是公开访问。时间距林彪事件才一个多月，中国的形势很紧张。当基辛格到达上一次和随行人员住过的钓鱼台国宾馆时，发现所有的房间都贴满了反美标语，基辛格非常生气，但是他克制住了不满，只是叫他的随行人员把这些反美的标语和小册子都收集起来，交给我方的礼宾官，委婉地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以前在这里住过的客人留下来的呀？”这种紧张形势因为周总理很快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代表团而结束。总理首先跟美国代表团集体合影留念，又和每一位成员握手，亲切交谈，和蔼地询问他们的职业、学历等，很快就融化了冰冷的气氛，化解了敌意。

P104 (周总理致辞，水平很高)

P111 当太阳下山时，我们吃完晚饭，看过电影，突然听到驾驶员宣布说飞机左侧的引擎着火了。他要把引擎扔到大海里去，然后让飞机在夏威夷紧急着陆。但在着陆前，飞机还要在空中飞行两小时。飞机上的一位空姐因为太紧张，一下子把整杯的橙汁都酒在我的新西服上了。我想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虽然新西服弄脏了我觉得不舒服，但我们毕竟是安全的，总比过去抗战和朝鲜战争时被日本和美国的轰炸机在屁股后面追着安全。波音747上有各种安全设施，可以把出故障的引擎丢掉，剩下三个引擎继续飞，但只能飞较短的时间，所以必须在夏威夷紧急着陆。

P128 在国宾馆(Blair House)住很舒服，这个宾馆比我以前随周总理出访时住的宾馆更为华丽，像宫殿一样。食物也很精美，特别是对我这个吃惯了西餐的人来说。我因为爱吃冰激凌，所以觉得没有冰激凌的西餐都美中不足。在国宾馆吃的第一顿饭很美味，但上的甜食是没有奶油的、加水的所谓减肥冰激凌，我就大为失望。吃完饭后，我就用中文跟我的同事说，我真失望，没吃到真正的冰激凌。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第二天午饭、晚饭时，每个人桌上都有一大盘各式各样的美味冰激凌，而且以后在整个美国之旅中吃饭都有冰激凌。我们不禁赞叹美国特工人员窃听技术的高超。

P130 (邓小平说，那位教授在撒谎)

P136 当时有一些同事问我：“为什么让妻子出国而你一个人留在国内呢？”我就回答说：“既然男同志可以不带妻子一个人出国，为什么女同志就不能不带丈夫自己出国呢？”

P151 斐济共有人口70余万，其中将近一半是斐济族，一半是印度族，此外还有极其少数的其他国家移民。斐济族是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的混合人种，身材高大，粗壮，头发卷曲，100多年前还有吃人肉的习惯，把人称为“长猪”。据说，人肉被当做珍贵食品，只有酋长和战士才有资格吃，妇女没有资格吃人肉，小孩则有时可以分到大人吃剩下的一个手指或脚趾。在人肉中还要分等级，他们认为肤色黑的人肉比肤色白的人肉好吃，有嚼头。这种吃人肉的恶习恐怕是因为小岛与世隔绝，缺少肉类的缘故。

我到任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就同使馆同志一起去苏瓦的一个旅游胜地--太平洋港观看表演和展览。表演中的一个主要节目就是如何吃人肉。节目的内容是两个部落在打仗，前方打仗，后方挖坑，坑里放几块大石头用火烧热，然后把被打死的人丢入坑内用土埋起来，过一段时间，把土挖开人肉就熟了。当地吃人肉的习惯直到大酋长信奉基督教后，才被禁止。在此之前，一些勇敢的白人传教士几次去斐济传教都被吃了。在展览室里，讲解员对我们说，他的祖父就是一位大酋长。50多年前，他祖父去世时，有人问他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什么，他祖父回答说：“我想再尝一次人肉的味道。”他还说，根据斐济的风俗习惯，酋长去世后他的妻子就要被处死，而且是由她自己的儿子亲手用一条带子把她勒死。

P152 现在斐济信奉基督教，人们早已废除了那些可怕的风俗。我们在斐济时一位大酋长去世后，他的妻子并未被处死，而是同总督加尼劳结婚了，成为总督夫人。

P153 (饮食文化)

P154 根据斐济的风俗习惯，一人有饭大家吃。所以斐济族人不能开商店，如果有一个人开了商店，全村庄的人都可以随便来拿东西。正因为如此，斐济的商店都是印度族人开的。

P158 我们夫妇二人于1985年10月30日到达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第二天，我们就去向总统呈递国书。总统府是岛上极少数比较像样的建筑之一。由于天气太热，我没有穿西装上衣，只穿了西装长裤，短袖衬衫打领带。没有想到，当塔巴伊总统夫妇出来接待我们时，都赤着脚，塔巴伊总统穿了一条印花布短裤。据说，总统平时不住在总统府，他和老百姓一样睡在草棚里，每天自己爬树割椰汁，下海捕鱼。

呈递完国书，我们乘车在岛上参观。当我们的车在岛上唯一的一条路上行驶时，陪同的人忽然对我们说，刚刚经过的是塔拉瓦岛最高的山。我们惊奇地问：“我们怎么没有看见？”陪同的人答道：“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它只有3英尺高。”

(冀朝铸真是讲段子的高手高手高高手啊，这转折得…)

P162

P165 我不止是这一次受到澳大利亚工人罢工的影响。1985年11月，我回国开会坐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恰巧遇到机场上供给食物的工人罢工。我虽然买的是头等舱的机票，在整整九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也只好喝凉水，吃饼于来充饥。

P179 (张毅君) (彭定康)

P181 (外交豁免权)

P183 有趣的是，我在英国担任大使期间，对外讲话从不需要翻译，因为我自己可以用英语讲，但我见自己的同胞时反而要翻译，因为当地的侨胞们大都是广东人，我不懂广东话，而侨胞们又不懂普通话，所以需要翻译。

P194

P207 在太原，我们还去探望了多年不见的表妹环美。她的先生已经半身不遂，终年躺在床上。她同儿子一起照顾病人，房间里打扫得很干净。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曾有意要环美做儿媳，后来因为全家去美国而作罢。

P208 (阎锡山)

P248

P249 如果不是由于周总理无畏的、有时几乎是单枪匹马的努力，国家也许的确会四分五裂。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为求得新生英勇奋斗的成果也许将化为乌有。

P252

P255 那时我作为周总理的翻译参加过许多大的招待会和宴会。我注意到每到干杯时，总理与客人们碰杯时，他的杯子总是低于客人们的杯子，我觉得这是总理伟大谦虚的表现。而有一次我注意到陈毅元帅和他的客人们碰杯时，他的杯子总是举得很高，我认为是陈毅元帅不够谦虚的表现，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些看法写进那张大字报了。

几天以后，陈毅元帅亲自到外交部来看大字报，然后向全体外交部官员发表讲话。他称赞外交部同事们的批评和建议，但指出其中一张大字报写的事缺少外交礼仪方面的常识。他说当和客人干杯时把酒杯举得高一些是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总理的右臂由于在延安的一次事故中摔伤了，所以碰杯时没法举高。讲完话后他就走到大礼堂和大家聚在一起。我感到很羞愧，就站得远远的，但陈毅元帅把我找出来，还让我坐在他旁边，说：“你就是那个给我写大字报的小冀呀。别担心，我欢迎任何批评。我只是觉得应该指出来什么是正确的外交礼仪。”他又问我是哪里人，在学校里学什么，我的理想是什么等。我回答说我以前是学化学的，曾经希望去造我们的原子弹。陈毅元帅笑着说：“不要紧，我很欢迎你在外交部工作。你可以在业余时间钻研化学。”从那以后当周总理没把我召去时，我就为陈毅元帅做翻译。后来，我对陈毅元帅的感情远远超过了对一位上级的感情，更像儿子对父亲的感情。成年以后我痛哭过三次，一次是为了我的生身父亲，另两次就是在周总理和陈毅元帅的葬礼上。

P257

P260

P268

P272

P275 这些年轻的红卫兵到了我家，走进走廊时看到几张沙发，就对我说：“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应该烧掉！”我回答说：“咱们先进去吧。”我们走进起居室，我父亲正坐在中间的沙发上摸着白胡子，一副典型的老地主形象，我母亲坐在桌边。红卫兵还未及说什么，我立刻指着我为毛主席做翻译的大幅照片让他们看。红卫兵们惊得目瞪口呆说：“我们原来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庭！”他们立刻变得很有礼貌准备离开。这时他们看到了很多中国古籍，就很恭敬地问我父亲：“老先生，你为什么留着这些反动书籍呢？”我父亲一言不发，只是摩挲着他的胡子，慈祥地微笑。我回答说：“我父亲是一个革命学者，他留着这些反动书籍是用来写批判文章的。”红卫兵们点头表示理解，然后就离开了，以后再没来打扰。这样我家就保住了。

P299 (乔冠华)

P300 当地震局报告说唐山可能发生大地震时，所有警告大家做好准备的尝试都被阻止。地震在凌晨发生时，所有人都毫无防备，全城很快成为片废墟。从死亡的人数上看，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100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地震。然而，在唐山郊区的一个小镇，那里震级和唐山一样却没有人死亡，只有少数人受伤。因为当地政府不理睬上面关于继续批邓、不得终止的要求，通告全镇人民预防地震，采取了在户外过夜等防范措施。

P301 在那个疯狂年代，不仅朋友，甚至有时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母亲和女儿都相互背叛。

P309 2011年8月，按照专题报备的相关规定，书稿送中央文献与中共党史办公室审批，于2012年6月通过审批。按照审读部门的建议，书名改为(略)，对部分章节也进行了修改。

《从洋娃娃到外交官_冀朝铸口述回忆录》(旧版)

P199 (新版P208)

P202 (新版P210)

P203 (新版P212)

P206 新版P214因为年代变更，有描述上的改动。

P235 新版246将第八章的标题改了

P237 (新版P248)

P249 (新版P260)

P255 新版P266修正了一些数字

P258 新版P268删掉了一条不正确的类比

P265 那个可怕的年代有时有人会出卖自己的家庭成员。我的一个表妹家就是这样，她的小妹妹出卖了整个家庭。后来这位小妹妹被巨大的悔恨所折磨，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自我。(新版P275删了这一段)

P290 (新版P301删了一小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