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原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王平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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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8 师政委黄克诚随我团行军，他是深度近视，夜行军怕摔跤把眼镜弄坏了，就把眼镜摘下放在口袋里，由警卫员用根小木棍拉着他走。有时我和他一起走，我装着过沟的样子跳一下，他也跟着跳一下，跳了几次，他才发觉我和他开玩笑，骂我“捣蛋鬼”。

P93 担任后卫最后掩护部队，除十八团外，还有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他们在湘江以东阻击敌周浑元的三个师和白崇禧的三个师，最后被敌人隔断包围未能过江，全师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政委程翠林战死，师长陈树湘受重伤后被俘，在押解途中，他自己用手从腹部伤口把肠子拉断，英勇献身。

P102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缩编后抽调四百余人由原五师政委徐策和十八团团长曾春鉴及肖斌等带领，留在扎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后来因为叛徒出卖，部队被敌人消灭，这些干部全部牺牲。

P110 有的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衣服，在国民党军队中来回穿插，有些掉队伤员还到国民党军队里上药。我团司号员赵国泰是个小机灵鬼，他弄了顶国民党军帽子戴上，混过敌人耳目，到敌人炊事单位打饭。敌人的散兵也有不少走到我们的队伍里来的。就在这样的混乱中，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人被调到赤水河西，中央红军却乘虚向东南疾进。

P121 红三军团进到西昌的时候，袁国平主任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书记张闻天来作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大家对黄展开批评。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恐怕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我只是听有人讲，在行军休息闲谈的时候，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要走到那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当时许多同志都怀疑，黄克诚定是当了会理会议的替罪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他们不好点彭德怀的名，就拿黄克诚来开刀。

P122 越西群众更加拥护红军，汉彝青年踊跃要求参加红军，仅红十一团在此地就扩兵七百多人，其中有一百多彝民。由于长期过原始散慢的生活，彝民青年参军以后，也不顾红军的组织纪律，行军路上看到小摊贩的东西就拿，我们还得派人跟在后边给人家付钱，赔礼道歉。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对这些彝族战士实在没法管，也没时间管，为减轻部队负担，军团政治部把他们临时接收了过去。后来彝族战士觉得生活不习惯，跟着红军没走多远，许多人都陆续回家了，最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

P124 红十一团晚间到达泸定桥。以前没有走过铁索桥，也没有经验，过桥的时候，怕把桥压坍了，稀稀拉拉地走，人先过去，牲口最后过，其实过桥时人越少，桥身晃动得越厉害。我在赶往泸定桥途中，因为道路泥泞，就把鞋子脱了拴在牲口屁股上，过桥以后牲口过不来，光着脚走了三十里路，牲口赶上来才把鞋子穿上。

P129 一天晚上，彭军团长来到我的住处，他说：“你睡你的，我要在这里写写文章。”他写什么呢，主要是写少数民族的特性，写藏族群众的强悍。为什么要写这些呢？原因是头两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部队要进驻一处有三栋房子的藏民院子，房子里的年轻人全跑了，只剩下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看院子，围墙和门都很厚实，谁靠近院子，他就在围墙上打石头，他不懂汉语，我们喊话也没有用。部队再也找不到别的房子，都很着急，我说：“给他一枪算了。”彭军团长不让打，我说：“部队没有房住怎么办？”我用手枪打了一枪，想吓唬一下，他仍然不动，邓团长用步枪把他打倒。结果，这位老人从墙上爬下来把门打开了，还竖着大姆指，意思是称赞团长枪打得准，他佩服。少数民族喜欢强悍，卑视懦弱，只有你的武艺比他高，本领比他强，他才服你，听你的。

(邓团长可能是邓国清，后来叛变革命。《忆秦娥·娄山关》，彼时邓国清和张爱萍率红十一团战娄山关)

P133 我们十一团直属队走到一处林子发现一匹死马，他们也不知道马是怎么死的，有没有传染病，弄来就吃。军教育科长孙毅掉了队，他拄根棍子，跟我们走在一起，他本来不吃羊肉，更不用说马肉了，这时闻到马肉他也觉得格外的香，还吃得津津有味。

P135 红十一团过了河，已经走出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唉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到班佑，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把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拉下。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由于时间紧迫，我来不及掩埋这许多烈士的遗体。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P138 红四方面军派到军委总部的一个工作队，共有几十个人，队长是个瘸子。他们不愿北上，也要南下，毛泽东亲自写了封信给他们作路条，让我们后续部队放他们过去。他们路过红十一团时，天正下着小雨，他们一边走，一边宣传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我当时很生气，叫他们集合起来蹲到路边去，等我们全团过完以后再请他们走。我对他们讲，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北上抗日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你们将来也会返回来的。

P139 彭德怀在离开红三军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他在会上讲话很激动，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他要求大家再接再厉，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他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讲，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同志批评和谅解。他还说，我过去对你们这些团以上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苛刻一点，这都是对你们的爱护；否则，有的同志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也可以是“骂”出来的吧。

P143-P146 (有些人名被隐了)

P153 (团长邓国清叛变) 我们才知道他在前一天从供给处要了一百块现洋，跑回湖南老家做买卖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就混不下去了，西安事变以后叶剑英到南京，他又到南京去找叶剑英介绍他回延安。他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分配到山东军区罗荣桓处工作，不久又跑到国民党那边当特务，一九五〇年镇压反革命时被处决了。

P165 十月份，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总司令部来到保安，红军大学参加列队欢迎朱总司令和张总政委，一科排在队列最前头。朱总司令在队前讲话，他说：我回到中央，见到你们很高兴……说着他掉下了眼泪。队列里很安静，停了一下他接着说：我这是激动的热泪，人伤心时掉泪，高兴时也掉泪，我这是高兴，是无产阶级的感情，我现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眼泪才是真挚感情的流露。队伍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P168 红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林彪和我谈话。他说，过去对红三军团的干部不太了解，经过这一段时间接触，觉得红三军团的干部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他问我回红四师当政委怎样？我说我在那个部队太久了，能分到一个新单位，到一个新环境去锻炼锻炼更好。他同意了我的意见。中央确定杨勇去红四师当政委，我到陕北红二十七军当政委，贺晋年当军长。

(第二次改名)

P174 (王平离开红二十七军，奔赴抗日前线)

P218 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边区政府刚成立的时候，上级指示各抗日根据地成立各级国民党党部，我当时就觉得不好理解，本来国民党政府都逃跑了，还要由共产党来帮他恢复国民党党部，岂不是咄咄怪事？结果又发展了许多国民党党员，不少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是由我们不公开地派去的。一九四二年群众反对国民党特务的时候，我们又不便向群众讲明，反而把自己弄得很尴尬。例如阜平县的国民党党部书记长邓子忍，就是我们派出去的，他原来曾当过地下党阜平县委书记。反特的时候，群众说他是“国特”要整他，当时我们不便讲明他的身份，只得将他保护起来秘密送到延安。

P222 六月间，国民党一支一百多人的别动队，打着抗日旗号，从冀鲁豫地区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他们经灵寿、唐县进入第三军分区，沿途攻击抗日政权，残害进步人士。我请示分局收拾他们，分局怕影响抗日统一战线，没有同意打。我又向军区聂司令员请示，他同意我的意见，但嘱我不要声张，事后也不要向军区写报告。于是，我们组织部队，在大沙河边搞了个伏击，将他们全部消灭。

P301 许多在“两面政权”中工作的人员为了民族大义，忍辱负重，为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后来，在肃反运动中，有些地方把这部分人当作汉奸、特务对待，这是非常错误的。

P471 对于党委的决心和部署，在兵团党委会上是一致同意的，但个别领导对攻击正面轿岩山等高山敌阵地是否有利仍有疑虑，会上不讲，会下却鼓动军的领导提反对意见。军的领导认为兵团党委意见不一致，立即向我们作了反映，战役方案已经志愿军总部批准，并且也未发现有不妥之处，在战前发生意见分歧这对战役指挥是极为不利的。我和杨勇对这位领导同志进行了批评，分配他去管炮兵。来参观助战的第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听说了这件事也很生气，指出这是搞小动作，违反组织原则。

P513 我们的一个排长污辱了朝鲜政府一位副部长级干部的夫人，按纪律是要枪毙的。金日成首相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讲：“不要枪毙他。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见。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了不少人，不要枪毙他了。这位领导干部的工作我们去做。”金日成首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中朝两国之间的友谊。后来，我们尊重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把这位排长遣送回国。

P546 (…)

P573 当晚，刘志坚在京西宾馆第五会议室，召集各院校领导开会。在他宣布“各院校取消党委领导以后，由群众选举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来领导运动”时，我当即问他，取消党委领导以后，政委干什么？他说，政委还是政委嘛。散会后，某学院领导和我一块走出会场，他半阴不阳地冒了一句，“看来你对取消党委领导不满意罗”，我没理睬他。

P583 那时，来调查什么问题的都有，上至彭德怀、黄克诚、杨勇、吕正操等同志的所谓“问题”，下到警卫连战士的事情，有的问题真是莫名其妙。为了应付这些人，一有空我就把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事先一个一个地在脑海里过一遍，考虑外调的人可能会提什么问题，我如何回答，如彭黄的问题我就按中共中央文件的口径，不多讲，我就怕有人来调查杨尚昆的“问题”。我讲不出杨尚昆有什么“问题”，也想不出对付外调人的办法。幸亏没有人来调查，大概一些人还不很清楚红三军团时期我们是上下级的这段历史关系。

P592 一九七三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从广州来南京军区当司令员。他在抗美援朝时是归志愿军二十兵团指挥的一个军的军长，和我比较熟悉。我一回南京，他就到我家来看望，请我到他家吃饭，看电视，到军区机关看电影，传达中央文件也请我参加。他还说，没事可以到上海走走。这样我在公开场合可以露面了，其他人也可以来我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