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原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参谋长，驻瑞典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国防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耿飚回忆录(1909-1949)》，这是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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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8 第一期教导队就这样办起来了。全师干部战士60多人，集中到小布村来。开学第一天，光是登记花名册就把我折腾了几身大汗。因为这些学员绝大部分都不认得字，连名字也不会写，很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叫“王老三”和“阿毛”的就有好几个。我对他们说，咱们革命了，都得有名字，你们快给自己起上名字，再来登记。师直特务连小张也来学习，他说：“队长，我有名字，还是祠堂里赏的呢，来，我写给你看。”大家围上来，看戏法似地看这个江西小老表写字。他满把握着毛笔，圆圆的娃娃脸憋得通红，吭哧了半天，写出一个“文”字。我说：“噢，你叫张文。”“不。我叫文碧。”我说：“把姓也写上。”“嗯、嗯。”小张又是抓又是挠，怎么也写不出那个“张”来，倒把我宝贝似的一张纸“涂鸦”成大花脸了。大家一阵笑，小张更慌神了。我只好接过笔：“弓长张还是立早章？”“就是我爷爷张XX那个张。”我写了一个张，一个章。他高兴地说：“哎呀，就是这个。我说我原本认识的。”我又问：“哪个‘碧’？”他这回不敢接笔了，用手指在手心里比划着道：“笔划好多好多，一横一竖的，对了，里面有个‘王’字，老虎头上那个‘王’字……”我写出一个“碧”字，问他：“是这个字吗？”“它就念‘碧’？”我说：“这就是‘碧玉’的碧。”“对对！”张文碧兴奋地说，“我爷爷说过，为我的名字向祠堂交钱比别人多交了20文呐。玉，没错，贵重着哪。队长，你把这张纸赏我吧，反正写糟了，我得学会这三个字。”

三十多年后，已经当了省军区政委的张文碧同志有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哎呀老首长，那年你把我的名字闹错了。去年我回老家，找到我爷爷坟头上那块石碑一看，原来我叫‘张文璧’呀！”“你讲你是‘碧玉’的‘碧’嘛。”“璧玉，是和氏璧的那个‘璧玉’。”“那怎么办？”我这个人挺认真，觉得对不住他似的。他哈哈大笑：“你甭在意，还是这个‘碧’好，是革命给的名字呐。可惜那张纸我最后还是弄丢了，要不，军事博物馆拿去，可是上等文物。”

就是这些连名字也不会写的后生们，后来成了我军的优秀将领，许多人至今还为革命事业奋斗着。

P149 初到漳州时，有些民风民俗我们也不懂，为此还闹了笑话。一天，二十六团王团长约我去洗澡。当地有好几个温泉，比上澡堂还舒服。我觉得连续行军作战，确实该打扫一下卫生了，就欣然同往。谁知我们找到一处温泉，刚刚下去，从附近村子里嘻嘻哈哈走来一群妇女，看样子也是来洗澡的。我们不知所措，便在水里扑腾拍水，示意我们在此。但那些妇女似乎没有看见，来到水边，脱了衣服就下水。可把我和王团长吓坏了，我们连滚带爬上了岸，抱起衣服就跑，十分狼狈。后来我听杨成武同志说，这一带的民风比较开放，不像内地农村妇女羞于在男子面前洗澡。知道了这个风俗后，我们便告诉战士，不要随便出去洗澡。

P176 我记得那是1930年年底，一个下着冷雨的深夜，我们九师司令部的同志们都静静地躺在又凉又硬的门板上，没有人翻身，没有人打呼噜，甚至连一声长长的叹气都没有。但我们都没有睡着。因为，我们司令部的参谋长赵昆光同志，刚刚被拉出去处决了。罪名是AB团。

在此之前是师部副官长，一个文质彬彬的学生官，不愿做地主少爷而跑出来当红军的四川青年。肃反委员会说他是AB团，让他供出谁是同伙，他没有挺住那些刑具，嗫嚅着说与赵昆光同志一起买过花生打牙祭。这个被称为“花生会”的“反动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P182 陈赓同志无论在我方还是国民党那边，都很有名气。那次我们在会后举行会餐，陈赓同志和我同桌。他见上来一盆肉，就迅速地把肉全分到我们碗里，然后把盆子藏起来，咋呼说：“喂，大师傅！我们这一桌还没有肉哪！”伙房里果然又送来一盆，这时他便似乎没注意地把“谜底”(藏起来的盆子)露了出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那次还讲了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八一起义时，他腿部负伤撤到厦门，由于怕敌人认出他是伤兵，便躲在一个厕所里，让警卫员卢冬生去叫一客西餐来吃，结果西餐没吃成，反被店家臭骂一通。他讲这些艰难的经历时，总是带上一层喜剧色彩，充满了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

P185 在漳州时，一位贫苦的老阿妈，牵着她年轻媳妇的手，一定要我们收下当红军。原来，她的儿子当了红军，在战斗中牺牲了，老人家便让媳妇从军，完成儿子未竟的事业。后来，这个女同志编到红三团去了。

P205 (治疟疾的秘方)

P243 (何迪宙)

P321 (戏剧)

P322 (丁玲弄丢了耿飚的日记)

P331 一个刚下了点小雨的日子，我带了三个骑兵，在王家洼子一带侦察，发现了一个穿长袍的“商人”，腋下夹了一把伞，正在向当地老乡问路。走近一看，原来是徐向前同志。他见到骑马的军人，立即向小巷子里躲去。我赶紧大喊：“徐总指挥！徐总指挥！”他一愣，慢慢回过头来，我赶忙摘下帽子，让他看清我的面貌。徐向前同志认出了我，叫了声：“耿飚！”眼泪就下来了。

P332 几天后，我又找到了李聚奎同志。自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后，他就调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任参谋长，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李聚奎同志在西进途中，改任九军参谋长。他对我们详细讲述了西路军惨遭失败的全过程：九军在古浪失利，伤亡过半；五军于高台失守，全军殉难；倪家营子大血战，在石窝仅剩千把人，又兵分两处，散落到祁连山区……

P334 八一建军节，我军例行的运动大会改名为抗战动员运动会，在升旗仪式上，我第一次经历了镰刀斧头与青天白日两面旗共同升起的场面。当时我心里想的只有一句话：共赴国难！

P357 在待机地域，我见到了分手多年的杨力同志，他已经担任了营长职务。杨力同志一直是我在红军时期的警卫员，我们共同反“围剿”，一起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算是患难与共。战友相见，分外亲切，我留他在军区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

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已经学会了使用大炮，今后，我计划学会开飞机，开军舰，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要得。”我被他的话激动起来，半开玩笑地说：“你倒是海陆空全想搞一番啊。”全国解放后，杨力同志的志愿果然实现了，他曾驾机飞上蓝天，最后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高级指挥员--北海舰队司令员。

P367 甚至我出去散步、看电影，也有特务跟着。有一次，我到电影院买票时，看见两个特务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等着。我就多买了两张票，送给他们并说：“别在外面等着，来，一起进去看电影。”他们被我这个举动搞得措手不及，一面接过电影票连声道谢，一面喃喃地说：“我们是奉命行事，嘿嘿，例行公事。”

P368 时间久了，许多特务的面孔，我都熟悉，甚至有的特务住在哪里，我也知道。有一次，我发现经常在北京饭店内监视我们的一个特务，有好几天不露面了，一问别的特务，说是在家打摆子(发疟疾)呢。我就上街买了点奎宁到他住处--北京饭店后面的一所小房子--去看他。这个特务十分感动地说：“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有人管我，你们共产党倒来照顾我。”

于是，我和他就交谈起来。他把特务内部的情况，包括对我们代表团领导同志盯梢的分工情况，也告诉了我。例如，谁负责监视李克农，谁负责指挥特务司机等等。

我把特务所说在翠明庄装有窃听器的消息，告诉了李克农同志。他开始有点不相信，说特务怎会透露如此机密的情况，别是假的吧！后来，我们到翠明庄去检查，果然找到了窃听器。李克农对我说：“你真行，连特务都为你提供情报。”

P375 (与陈明仁在四平打赌)

P522 后来，曹祥仁同志在电台值班，收到一个奇怪的信号，半夜把我叫去，经过研究，断定那便是这股逃窜之敌发出的信号，从而判明了敌人的位置。于是向这个位置追击，果然一箭中的，全歼这帮残匪。

(曹祥仁居然出现在这里，之前以为一直留在四野，《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中未提及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