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意义]中美大国冲突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然而中国尚未构建起一套成熟的结构化的国家安全治理方案。

[方法/过程]该文应用冲突理论和遏制战略理论,采用数据统计、模式抽取、模型构建、战略评估、制度变革等研究方法,总结了大国冲突塑造国际秩序的历史规律,提出使用调节国家冲突重新塑造国际秩序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国家安全治理。

[结果/结论]国家安全的本质是处理国家冲突,国家安全问题的本质即国家冲突本身。大国冲突推动着国际秩序的演变。国家冲突具有生成规律和可塑性,能够被调节和传递,国家利用调节国家冲突的方法能够重新塑造国际秩序。中国可以通过融入世界工业经济体系、建设有效反击能力体系、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等方式,调节中美大国冲突关系,实现国家安全治理目的。

关键词:大国冲突;国家安全问题;冲突理论;遏制战略;调节国家冲突;有效反击

中图分类号:G350;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21)09-0001-06

引用格式:赵冰峰.基于国家冲突的中美关系处理和中国国家安全治理[J].情报杂志,2021,40(9):1-6.DOI:10.3969/j.issn.1002-1965.2021.09.001

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中国国家安全治理已从刘跃进教授在理论上提出国家安全体系,进化到了国家基本建成国家安全体系框架,国家安全理论与治理实践都获得了飞速发展。2019年开始,李文良教授继续深化研究,使用模式转型概念研究了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的界定与转型,使用横切延伸性概念研究了国家安全问题界定与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然而,针对中国目前面临的中美大国冲突这个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学界与国际关系学界都未构建起结构化的治理方案。本文尝试以冲突理论为基础,结合美国的遏制战略理论,在理论层面构建一套治理大国冲突的方法模型。

1.国家安全的本质是处理国家冲突,国家安全问题的本质即国家冲突本身

在2015年颁布的《中国国家安全法》中,国家安全被定义为国家不受威胁的状态及保障安全状态的能力。然后,不受威胁的国家状态在现实条件中几乎完全不存在,正是因为内外部威胁的普遍化存在,国家才设立相关的成建制的安全部门和强制力量来处置这些威胁,使得国家在威胁状态下依然能够保持权力的基本存在和合理应用,这个逻辑关系就像物理学中的力不是物体处于静止或者匀速运动的状态本身,而是让物体恢复静止或回归匀速运动的相互作用。而维护国家不受威胁的保障能力亦是个相对概念,能力表达了一种作用或反作用的极限值、边界与范围,只能作为衡量国家安全治理潜在效果的基本指标,但无法替代国家安全治理活动本身。历史上存在大量以弱胜强、以小博大的国家成功案例,这些案例中的成功国家都是在国家安全能力处于相对弱势的条件下取胜的。即使从逻辑上分析,国家安全能力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国家安全活动才能实现国家目的,即军事安全必须通过军事冲突或军事威慑来实现,一种在观念或认知中存在的军事能力无法直接阻止发起者的军事攻击,即使是军事威慑也必须通过意识形态冲突才能发挥战略抵制作用。

因此,中国应深化研究国家安全理论,将国家安全概念定义为国家处理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的一种职能活动,使国家面临的这些冲突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简而言之,国家安全即是处理国家冲突,国家安全的目的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即处理国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就是处理国家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比如,政治集团之间的冲突或政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意志冲突,将诱发国家的政治安全问题,国家安全权力体系需要实施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治理活动,才能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同样,军事武装冲突或潜在的军事冲突威胁诱发了国家的军事安全问题,国家需要实施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治理活动,才能保障国家军事实力的存在;其他国家安全领域的逻辑亦同。

2.人类的国家冲突总体上呈现出波浪式进化规律

人类的国家安全活动会最终消失还是不断扩大?要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研究人类的冲突结构及其冲突历史,只有精确刻画出各种冲突结构,并深刻掌握各类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心理、社会等冲突的发生、发展、激化与消亡的演化规律,建立起成熟的冲突科学,才能帮助人类社会特别是世界性大国建立起抑制国际冲突的能力和体系,通过治理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来调节国际秩序与国家安全环境,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治理水平,使人类冲突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用,改善生存秩序,提升人类文明,让人类冲突随着国家制度一起衰退直至消亡。反之,如果人类不能控制冲突,而且还不断激化冲突,国家安全活动就会不断扩大范围,人类文明和生存秩序就会遭受持续的破坏。

那么,人类冲突的基本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呢?Anderton等统计了1816-2003年的全球国家军事冲突数据,我们对这些数据做简单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国际军事冲突存在周期为15~30年的巨型波动规律;国内军事冲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1945-1990年的整个冷战期间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冲突上升期,其后冲突迅速衰落;如果我们将全球的国际军事冲突和国内军事冲突合并计算,则可以看出,世界军事冲突总量自一战开始总体上扬,标志着世界军事冲突的历史基本面出现了陡然上翘的趋势,呈现出波浪式进化规律,如图1所示。

然而,与全球军事冲突数量变化相对应的是,人类社会的国家数量也呈总体上升趋势,成为全球军事冲突数量逐渐增加的核心驱动力。根据Anderton等人的研究,世界体系中的国家数目从1820年不到25个增加为2011年的243个,国际军事同盟也由不足10个增加到超过250个。而且,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人类对全球资源的抢夺进一步加剧,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增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国家安全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命题与核心的国家职能活动,不是从人类开始设立国家政权与制度体系就存在的,从全球军事冲突统计和国家数量增长统计中可以看出,二战后期随着国家数量的急速扩大,国际冲突及其伴生的国内冲突猛然增加,进而刺激了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发达和国家安全学科的兴起。

3、大国冲突是重新塑造国际秩序的历史推动力

从全球军事冲突数量统计中,我们可以根据冲突频次,抽象出大国冲突与国际秩序前后相继出现的国家冲突形态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大国冲突表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国际关系出现大国间的各类博弈活动甚至引发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而国际秩序则表示在大国冲突过后的特定历史时期,大国博弈活动相对平稳、大国推动世界战争意愿大幅下降、国际交往依托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运行。不同的大国冲突结构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国际秩序结构,即大国冲突是重塑国际秩序的主要推动力;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1919年形成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核心、以国际联盟为依托、共同分割全球殖民体系的国际秩序,其中,英法主导国际联盟,德国的海外殖民体系被瓜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被肢解,日本被美欧限制独占中国,欧洲、非洲、中东与太平洋地区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然而,这种殖民体系并不稳固,随着西方内部的矛盾激化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在1945年形成以雅尔塔体系为核心、以联合国为依托、美苏主导反法西斯战争及战后经济重建,其中,英法美苏中五国主导联合国,英法日等国的殖民体系基本瓦解,日本、西欧等所谓西方世界被美国控制,东欧、远东等殖民地国家大多加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世界从此形成新的国际秩序;但美苏争霸带来了重大的国际危机,美国通过北约不断东扩,苏联则于1955年推动设立华沙条约,将东欧国家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两极争霸格局在东西欧之间迅速形成,标志着世界真正进入冷战状态,实质上是再次破坏了雅尔塔体系建立的停止战争和划定国际势力范围的新秩序;冷战的结果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解体,人类进入了由美国独霸世界的“一超多强”的新秩序;现在,随着中美大国冲突的逐步升级,现存的以联合国为依托的国际秩序被严重破坏,人类将迎来自冷战之后更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历史阶段,我们将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必将对中国和全人类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4.构建国家冲突的生成、调节与传递模型

一般地,国家冲突的强度定义了国家安全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因此,国家安全的治理首先要研究国家冲突的生成规律及其处理方法。从空间上划分,国家冲突分为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从属性上划分,国家冲突分为军事冲突、政治冲突、外交冲突、经济冲突、科技冲突、舆论与文化冲突、网络与技术冲突、社会与个体冲突等多个层面。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设定一个由单一属性或单一领域构成的标准国家冲突,参照军事冲突的历史统计,将其绘制成如图3所示的冲突生成模型,其中标准冲突A可划分为冲突的萌芽、集聚、爆发和衰亡四个阶段,代表着国家安全问题从潜在、威胁、危机到解决的四个状态。而在具体实践中,国家安全问题往往可以预防于未然,即面对各种内外部冲突,国家可以积极塑造冲突形态,即国家安全问题处于潜在(冲突萌芽)状态时实施预防式治理,在国家安全问题进入威胁(冲突集聚)状态时积极应对,在国家安全问题处于危机(冲突爆发)状态时积极处置,在国家安全问题进入解决(冲突衰亡)状态时做好制度建设和经验总结,以防死灰复燃。这就是说,国家冲突具有可塑性,可以通过调节冲突结构来改善冲突走向,将标准冲突曲线A扭转为B甚至C,从而降低国家安全问题的实际危害程度。

深入研究冲突的可塑性,可以发现,调节国家冲突是个重要的国家治理方法,可以大规模地应用于国家安全治理活动。这里的调节国家冲突是指国家利用国家冲突的生成规律和可塑性,建立各种操作工具和方法集合,通过改变国家冲突的结构,来实现国家安全治理目的。通过初步总结历史案例,我们至少可以建立一个基本的调节国家冲突的方法集合,如图4所示。

其中,

a.A0-(A1,A2)代表了将同一属性的国家冲突进行激化或弱化操作,常用方法包括军事刺激与谈判、外交攻击与安抚、舆论攻击与管制、经济攻击与合作等,比如国家发起热点舆论或者管制热点舆论;

b.A-(B,C)代表了将不同属性的国家冲突进行升级或降级操作,常用方法包括国家重大议题转移、国家权力结构转移、国家治理优先事项转移等,比如2020年中国主动将爆发的新冠疫情溯源问题从中美大国政治博弈层级降级为世界医学科技研究层级,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中美在新冠疫情问题上的冲突程度;

c.C1-C2代表了将同一属性的国家冲突进行延后操作(反之为提前操作),常用方法包括激化或抑制舆论爆发、延长或缩短外交时间等,比如在大国军事冲突的早期,双方往往通过外交谈判延迟军事冲突的爆发。

国家冲突不仅在时间与属性层面具有可塑性,在冲突的主客体关系上亦具有可塑性,即可以对不同国家集团之间的国家冲突进行传递操作和阻断操作,甚至可以将同一国家的冲突进行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的传递操作和阻断操作,如图5所示。其中,国家冲突A可传递为B或者目标国家内部的C与D,反之可以阻断这些冲突的传递。国家冲突传递和阻断的常用方法包括战略欺骗与战略预警、建立新的盟友关系与破坏旧的盟友关系、建立新的利益交换关系与破坏旧的利益交换关系、刺激新的国家内部冲突与抑制旧的内部冲突。比如,在2020年的中美冲突中,美国通过建立美、印、澳、日四国联盟机制,将中美冲突转嫁为中印冲突、中澳冲突和中日冲突;再如,2020年欧盟面对中美冲突正在全面冲击甚至撕裂欧洲权力体系的风险,通过实施战略自主体系,成功阻止了中美冲突的冲击,并建立起了与美国平等对话的新的跨大西洋关系,为中欧合作解决美国霸权问题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国家冲突传递案例莫过于美国对他国实施的颜色革命,即将美国与目标国家的国际政治冲突通过设立反对党或临时政府、开展舆论攻势和街头游行等,转化为目标国家的内部冲突,从而分化瓦解该国政治权力体系,甚至颠覆该国政权。

5.构建以调节国家冲突和塑造国际秩序为目的的国家安全治理模型

利用调节国家冲突的新概念,我们可以建立以改变国家冲突关系来重新塑造国际秩序的国家安全治理模型,如图6所示。该模型综合了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两个因素,在国内建立以安全预防为核心,以问题发现、行政治理与安全执法相结合的防御型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在国际领域则建立以塑造国际秩序为核心,以管控安全风险、调节国家冲突与推动国际合作相结合的塑造型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在该模型中,国家安全问题(即国家冲突)往往是内外部联动的,需要综合统筹考虑;在国内安全治理中,根据国家冲突的生成规律,应以预防为主,如果冲突升级则需要通过行政体系综合治理,如果冲突转化为危机,则通过国家安全部门的安全执法来强制处理;而在国际安全治理中,面对大国的秩序破坏,首先应建立国家自身能够管控风险的能力和实力,如果出现明显的大国冲突关系,则应从冲突双方的多层次和多领域调节冲突关系,如果对方依然继续升级冲突等级,则可通过国际合作来传递或转化大国冲突关系。以调节国家冲突和塑造国际秩序为目的的国家安全治理模型,正体现了2020年中国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涵,我们可以将这些模型的功能模块分层细化,建立起科学运筹国家安全力量、系统塑造国际秩序的专门研究国家冲突的系统动力学机制,以帮助领导者更好地制定国家安全治理策略。

6.军事控制世界工业经济区是美国成功实施遏制战略的核心,也是此轮中美大国冲突的争夺关键

在建立了应对大国冲突的国家安全治理模型方法之后,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其在此轮中美冲突中的具体应用。实际上,在此轮中美大国冲突中,美国采取的战略体系主要继承自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是美国自二战后唯一取得成功的国家大战略,其基本要义是基于对世界重要工业-军事权能中心(实质是军事控制下的工业经济区)的全球地缘布局分析,建立起了包括边缘地带(或破碎地带)、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在内)以及苏联的三层框架,并依托美国军事基地的控制能力,在外围建设了欧洲、日本以及后续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世界级工业经济区,使其成为围堵苏联势力外溢的全球性经济战略支柱,以图全面控制世界经济体系,如图7所示。遏制战略框架建立之后,美国伺机从外围的圈1-圈2-圈3逐层向苏联内部分化瓦解,最终肢解共产主义政权。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认为遏制战略已失去了国家大战略的意义,在1992年中国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面加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工业体系建设,直至2007年爆发大规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美国开始实施以中国世界工厂为主要目标的大国竞争战略,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进TPP等重返亚太的战略体系,特朗普政府悍然发动对华贸易战,而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则在总结以往两届政府的成败得失基础上,以现实主义为原则,实施了旨在重建国家经济实力和团结盟友联合反华的新战略。

然而,中国依托世界工厂和“一带一路”,正全面建设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全面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如图8所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在恢复国内经济实力的同时,投入足够的精力去培育起新的旨在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级工业经济区?在印度、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无法直接让渡军事权力的条件下,美国是否愿意投入巨额资金来建设独立于中国经济体系的工业体?2018年以来美国叫嚣的经济脱钩论,其核心诉求是中断中美经济关系,还是中断中国与美国之外国家的经济关系?美国会如何构建遏制中国的全球性经济战略支柱?这些问题应是我们持续观察美国拜登政府制定对华战略的核心议题。

图 8 2007 年之后中国为应对中美冲突而建立的战略框架 

注:图中的灰色图斑为世界主要工业经济区

7.与世界共建工业经济体系可从整体上抑制中美大国冲突

从美国遏制战略的成败得失可以看出,只要中国坚持壮大工业经济,继续改革开放,大量吸收外部投资,适度输出产业资本,继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特别是强化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提升中欧战略合作层次,美国则在短时期内,难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建立起能够遏制中国的全球性战略经济支柱。反之,如果中国收缩产业资本,专注国内经济发展,则不仅会诱发印、越、日等周边国家加速建立起独立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工业经济体系,更会使欧洲、非洲、南美,甚至俄罗斯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会将中国拖入类似于冷战时期旨在遏制苏联的战略框架体系之中,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密集地爆发出来自周边国家和外部国家的各种冲突。因此,中国应在国家实力允许的条件下,继续扩大在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南美等地区的经济贸易投资,培育和壮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扩展新的世界经济议程,为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经济含义。

8.建立有效反击能力体系可化解美国霸权

除了抑制中美大国冲突之外,中国应在积极防御战略指导下,采用有效反击策略,有限度和有计划地化解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以在根本上消除中美大国冲突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其实质是依托于其主导控制的欧洲、日韩、中东等地区的军事-工业体系,在全球形成了国家权力的剩余,是美国国家实力在全球军事与工业体系中的能力延伸。美国拜登政府及后续的几届政府都会利用其全球霸权体系,实施新的对华遏制战略,这是美国特殊的国家权力结构所决定的。但是,任何国家的实力都是有限的,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全面化解美国全球霸权的能力体系,只能在积极防御战略指导下,建立起有效反击能力体系,发挥中国的特殊国家优势,分步骤地实施反击计划,调节中美冲突关系,实现国家安全治理目的。面对美国全球广泛部署的隐蔽行动力量、反华战略传播体系、军事与情报联合作战体系、金融贸易与跨国公司复合体等,中国应全面监测美国的战略动向,精准刻画全球冲突结构图谱,系统划分全球冲突类型区域,并以此建立起基于局域进攻和防御型的,囊括外交、经济、情报、军事、企业等全要素的国家安全力量,联合全球反霸权国家与政党机构,采用“点石成金”的方式来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依托“17+1"合作机制和中欧投资协定,帮助欧洲建立战略自主体系,并以此稳步恢复欧洲的政治民主体系。而在台湾问题上,由于美国利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两岸经贸合作贸易盈余,逐步壮大了台独分裂势力,使得大陆大量流失支持收复台湾的民意基础,因此,在外交谈判和军事收复两种模式都遇阻的情况下,大陆可利用台湾孤岛经济的特殊地理经济环境,采用国际经济调节手段,先争取到台湾民意基础之后,再使用外交谈判和军事威慑等综合手段,最终收复台湾。

9.完善中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能为塑新秩序奠定基础

所有的国家安全治理活动都是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为应对此轮中美大国冲突,中国可利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机构改革浪潮,改造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国家安全制度,健全国家安全机构,调整国家安全机制,围绕国家安全战略开展国家安全活动,以调节中美大国冲突结构,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其中,建立以安全预防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治理机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国家安全预防局,建立部级-厅级-县市级三级安全预防机制,建设国家安全预警与预防信息网络平台,建立安全预防、问题发现、行政治理和安全执法于一体的,将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全过程的工作方法体系;建立国家安全分级管理制度,对《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国家安全领域分别建立国家安全分级标准,依托国家安全预防局设立国家安全危害与预警中心,建立国家安全危机分级响应机制;建立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的各方面协调管理机制,采用“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改造方法,在各个重要发展领域、重点工作方面、重点监测区域、重要企事业组织单位等建立国家安全联络员制度,全面提升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发展的能力,以实现2020年中国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方面"的新要求;强化国家安全的行政治理和安全执法,建立多元化线索发现与跨部门联合作战机制,实行专群结合工作方法,做好国家安全防御工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国家经济安全小组,统筹国内经济安全和国际经贸利益保护工作,建立应对大国冲突的世界经济战略及其实施方法;完善应对大国冲突的积极防御战略,建立有效反击能力体系,在情报监测、冲突研判、基础设施建设、运筹谋略等方面深化探索,推陈出新。

10.结论

国家安全的本质是处理国家冲突,即通过调节国家冲突,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塑造国际秩序,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国冲突推动着国际秩序的发展,这是人类之所以能够持续进步并不断取得新文明成果的基本动力机制。然而,大国冲突不是一头僵硬的野兽,而是一个可以调节、塑造甚至继续传递的生命体,人类可以利用大国冲突来改造旧有的国际秩序,使其向有利于主导性大国的方向发展。因此,面对美国霸权体系及其不断演化中的遏制战略,中国可以在世界工业经济体系建设、积极防御战略指导下的有效反击能力体系建设和完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三个方面着手,调节中美大国冲突结构,塑造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国际新秩序,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文章来源：《情报杂志》第40卷 第9期 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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