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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约3500字，您将用10分钟了解理查德·托斯曼的故事
在2009年10月，一位白人大叔走在北京街头。他长发披肩，满面络腮，弥勒般的身材套着一件宽大红色T恤，像一位烤肉大师或摇滚乐手。大概没人能认出，这位大叔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也是美国自由软件运动的精神领袖——理查德·斯托曼。彼时，他受邀参加在中国召开的“哲思自由软件峰会”。光看外貌，很难想象他是世界上最早的黑客之一，并被称为“自由软件之父”。在会上，他再次抨击了微软——自上世纪90年代，他便开始倡导软件自由，传播自由精神。像一位中世纪的传教士。而微软的“付费”和“专利”这些商业模式，显然有悖于他的教义。那年斯托曼56岁，但声音依旧洪亮。他语速很快，措辞尖锐，会场不时传来笑声，人们从他的气场中觉出一种可爱的荒诞。1971年，斯托曼来到麻省理工的AI实验室。他惊讶地发现，在他们这群黑客之间不存在任何人为的交流障碍。不存在那些针对计算机使用的繁文缛节，也没有官僚主义，每个人都乐于分享。宛如投身黑客修道院，斯托曼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在这里，他自觉在交往中做到有来有回，公平对待。在他看来，自己不单单是在工作，更是在身体力行建设黑客道德：“每个人，都应该对计算机享有完全地、不受限制地访问权利。”这道德源自最早那一批黑客，在硕大的、需要空调降温的TX-0面前，输入纸带编码执行程序，忘却昼夜的那批黑客。这是一种包含哲学、道德和梦想的全新生活方式。在AI实验室，软件自由分享，源代码随时提供，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程序自由修改。这一切愈发坚定了斯托曼对黑客道德的信仰。带着这份信仰，斯托曼在实验室开发了一个叫做EMACS的软件。这是一个文本编译器，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用户可以无限自定义，添加新功能或者改进程序。编译器被分享给其他黑客，完全免费。如斯托曼预料的那样，用户们群策群力，丰富EMACS的功能。后几年，EMACS几乎成为高校计算机系的标准文本编辑器。斯托曼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然而，这感觉并未持续太久。随着电脑及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一些骇客的恶意入侵，人们开始逐渐关注对计算机的限制。AI实验室甚至受到美国国防部威胁，声称要将实验室的机器断网。美国国防部官员言辞激烈。他声称，如果不对计算机进行限制，任何一个大街上的人都可以访问国防部网络。但斯托曼他们令官员哑口无言——斯托曼问，这有什么不对的吗？“有什么不对的吗？”这个反问，是那些传统黑客在道德层面，与商业、官僚行为的一次反击。那时黑客认为，开放的系统和计算机对用户是一种友善邀请，他们可以在这个社区内自由开发学习。但事实证明，大多数时候，一些用户做不到斯托曼一样自觉。过高的自由度意味着，用户总尝试超越这些自由，做一些损害其他用户利益的事。在斯托曼看来，事情渐渐变得更糟。他发现实验室的一些没受过“正统黑客教育”的新人编写出程序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版权声明。他无法理解，软件为什么会被某个人拥有呢？这样用户又怎么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呢？在斯托曼面前提版权，如同在基督徒面前亵渎耶稣。版权意味着商业化的同时，也意味着一座黑客乌托邦的幻灭。1976年，比尔盖茨发表《致电脑业余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文中批评了人们对软件的滥用。文章引起巨大反响，软件步入版权时代。1981年，“Symbolic”公司诞生，职员大多为AI实验室黑客。公司完全商业化运作，实验室的黑客文化名存实亡。斯托曼黯然退出了AI实验室。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反复提到，最初加入AI实验室的日子，是自己“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斯托曼接受采访的时候曾提到，如果当时自己加入Symbolic公司，签署他们的“专有软件协议”，自己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我知道，等到自己职业生涯终结时，我再回首这些年为分离人类而砌造的‘墙壁’。我会感受到，我将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道德准绳变成人生信条。面对着软件专有化的时代大潮，斯托曼选择不妥协。离开AI实验室后，他发起了“GNU”计划。计划核心是新建一个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分发软件，这是一片自由净土。同时，自由卫士决定举旗斗争。1985年，斯托曼发起成立自由软件基金会，发动名为“自由软件”的运动。在斯托曼看来，自由软件需要满足四个标准：一是用户能够自由运行软件；二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写软件，并与他人合作，进行软件的再次开发；三是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四是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的修改版本。如果没有满足上述标准，那软件就是“非自由软件”，拥有“非正义权力”。在斯托曼看来，自由软件才是互联网时代的终极解法，其余方式都是异端邪说。90年代初，李纳斯·托瓦兹写出了操作系统内核LINUX。通过更换许可证，GNU和LINUX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不仅完全免费，而且功能强大，稳定可靠。“GNU”工程圆满落幕，但斯托曼的自由软件斗争还远未结束。他先后写出《为何软件不应有主》和《为何软件不应自由》作为自己思想的总结。在文中，他提出“自由”并非“免费”，而是人们对于代码处置权力的自由。斯托曼认为，软件公司可以依靠提供服务赚钱，如果源代码为更多人所知，那这代码可能会被优化修改，让更多人受益。同时，程序员也会因此拥有更多的资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节省时间，创造更多价值。人们很难不将斯托曼定义为理想主义者。他总是风尘仆仆地四处布道，没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通过飞往各地演讲来赚钱。毫无疑问，无论是自由软件运动，亦或是开放源代码，这都和他的斗争息息相关。斯托曼的主张涂满了“自由”“开放”“合作”的油彩，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亦或是新一门语言的面世，他从更高的维度推广一种“知识自由、共享”的科学精神。“斯托曼令人敬佩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技术和成就，更令人尊重的是他的思想和品德。”“任何行业想出一位大师，品德和精神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位大师判断正确与错误的出发点，不是技术上的先进落后，价格上的高低，使用上的方便与不便，而是人性的自由诉求和人性善良互助分享的品质。”斯托曼年轻时深受嬉皮士反主流文化影响，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他的理论鲜明又尖锐。他认为自由软件和非自由软件是水火不容的仇敌，不使用自由软件的人都是蠢蛋。
鲜明的旗帜固然引人追随，但身前身后也不乏反对声浪。有人批评他过于固执，观点落伍，也有人指责他不切实际，过分个人英雄主义。最诛心的诘问莫过于对自由软件“反著作权”的质疑：如果人们可以自由传播软件，那谁又来保护程序员的智慧劳动成果呢？有人总结，斯托曼的理想主义是纯净的道德乌托邦：我们必须假设每一位参与自由软件运动的人都遵守规则，志在创造更好的程序而不是为自己谋取财富，这个乌托邦才成立。这也造就了斯托曼在不同评价体系中的两个极端形象。在社会公众眼中，斯托曼是一位传播技术福音的圣徒。但在商界，他则变成了一个不通世故的极端主义者。在生活中，他似乎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厌憎手机，认为手机必定收集用户数据。也不使用Facebook（已更名为Meta）和Youtube，不懂得任何宣传和营销手段。就连发送邮件，他都是在断开网络连接的时候把邮件编辑好，然后再联网发送。如同一块棱角分明的化石，最先拥抱时代的黑客，看上去却被甩在了时代身后。![]()
但斯托曼不这么想。他自认为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名黑客。他反复提到过一本书，叫《最后的亚希人易希》，书里面讲的是印第安部落的唯一幸存者的故事，他一开始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慢慢地，他的家人一个个都去世了。无论怎样，斯托曼都希望人们理解他所说的“自由”。“你必须做出选择：是自由更重要，还是便利更重要？在获取你的数据时，他们会给你一些便利；但在其他场合，他们会让你不知不觉地遭受损失，或是受到限制。”如今，这位传教士已然老去，但他仍然严厉、强硬、不屈不挠。人们从这位老人身上看见了关于软件自由的价值观与哲思，也看见了乌托邦和现实的交战。正如一位名为“郑小小”的评论家所说，对于斯托曼而言，“自由软件”不仅是形而上的科技、道德和哲学命题，也延展至形而下，成为了一种生活态度。不可否认，斯托曼对软件开源以及那些古老的黑客精神贡献巨大。不论是他的追随者亦或是反对者，都认同这样一句话：“如果斯托曼不存在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创造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参考资料，图片来源：
1.软件自由的传教士——神级程序员理查德·斯托曼，郑小小；
2.斯托曼的软件自由之路，田子；
3.维基百科，理查德·斯托曼词条；
4.开放源码运动中的黑客文化思潮，徐剑；
5.http://www.gnu.org/philosophy/lessig-fsfs-intro.html；
6.https://blog.csdn.net/weixin_34414650/article/details/92282294
文章来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zYxNzc1OA==&mid=2247494982&idx=1&sn=d001d7ae0d020d1e44134b05ee7ee2f6&chksm=9b3acbf7ac4d42e1f9df3b3296def42770596133e744d9ef9a5e4fd270692c0c2a3d05c1dd48#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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