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国都没有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对于社会、战斗力量本身，当然还有情报机构，都是如此。这场战争不仅是陆海军的斗争，也是整个帝国和经济的斗争。毫不奇怪，情报机构大量扩张，新的情报收集技术大量涌入，数据泛滥，情报服务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中。

当战争在1914年夏末打响时，当时为数不多的军事情报人员对情报和侦察的看法，更像是普法战争或美国在大平原上的战争，而不是现代现实。美国陆军步兵杂志的编辑决定在1914年7月至8月出版法国军事著作《信息服务:实践研究》的两部分译本，说明了这一点。这篇文章指出，“这名间谍通过……他的彬彬有礼……他精心设计的谦逊，他看东西或听东西而不表现出来的习惯来暴露自己”，他提到了骑兵，但没有提到飞机，还提到了用火和烟发出信号，但没有提到无线电或电话。与此同时，国家情报机构，如英国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他们后来被称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都是规模很小的机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中，英国和法国在战前几年经历了间谍恐慌。例如，在法国，人们普遍认为，路边广受欢迎的Kub牌肉汤块的广告标志包含来自德国间谍的编码信息，这些信息将被入侵军队使用。这种担忧只是在战争开始后才扩散开来。美国在1917年加入战争后，就把国内监视的目标对准任何与德国或其他同盟国有实际或想象联系的人，或与美国政府有怨言的人。因此，对路德教会、世界国际工作者、非裔美国人以及其他组织进行了广泛的监视。1917年，一名美国海军军官因其管家“长得像德国人”而受到调查，这一案例并非个例。

尽管大多数间谍狂热都是没有根据的，但政府也有正当理由担心。我们现在所说的秘密行动或影响行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一场战争都大。例如，美国和其他协约国试图利用奥匈帝国内部的种族分裂，德国从 1914 年到 1917 年在美国发动了广泛的破坏活动，以阻止该国的弹药和补给品流入美国。德国和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故乡，也试图激励穆斯林发动军事圣战，反对他们在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的帝国霸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间谍活动的重大变化。当许多间谍行动——尤其是在比利时和德国的盟军火车监视网络——继续依靠物理观察时，间谍活动也越来越需要从外国官僚机构内部窃取机密。

更大的进化发生在技术情报收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场上和国家首都建立和破译密码系统的工作人员数量可观。系统的制造者和破坏者之间的竞争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从数学上可以计算出从第一次使用一个新的密码本到敌人能够读取它发送的信息需要多少时间。流量分析——从信息的分布模式而不是信息的内容推导出情报信息——也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空中侦察也有类似的增长。在许多方面，日常空中侦察的主力是系绳气球，但新奇的飞机是新兴的技术。战争结束时，观测飞机装备了照相机和无线电。战斗机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攻击气球和观测飞机。弗兰克·卢克，二战中美国排名第二的王牌战斗机专门击落德国的观测气球。实际上，他是一名反间谍官员。空中侦察的繁荣带动了照片解读的发展，照片解读又带动了伪装艺术的繁荣。

从前线战壕到国家大战略的考量，指挥官和决策者可获得的大量数据在各个层面都是有用的。广泛的情报收集和分析是英国对德国海上封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使战略轰炸的曙光初露。战争结束后，美国代表团在1919年参加巴黎和谈时，确保安排了情报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现代情报的诞生

作为战后复员工作的一部分，所有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国家的情报机构都大幅缩减，但情报工作却不可逆转地改变了。1918年的情报人员很容易理解二战甚至冷战时期的情报人员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报官员艾伦·杜勒斯和密码分析师迪尔温·诺克斯和威廉·弗里德曼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杜勒斯最终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诺克斯是英国密码破译机构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最重要的成员之一，直到1943年去世。弗里德曼在二战期间对美国SIGINT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并最终于1955年从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退休。简而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现代情报的诞生。

教师读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伟大的战争”，但在这场战争中，关于情报的学术文献并不多。事实上，它在二战时期的情报文献中相形见绌。学术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情报的忽视体现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献目录论文能够用英语和法语捕捉几乎所有有关该主题的有价值的内容，甚至还包括一些用德语和意大利语的内容。(丹尼尔·拉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战场状态》，《情报与国家安全》，2012,DOI: 10.1080/02684527.2012.727070。)为了简洁起见，本文主要关注书籍长度的处理方法，但Larsen的评论对那些寻求深入或深入该主题中更隐蔽的角落的人会有兴趣。

战略评估

欧内斯特·梅编辑的《知道敌人:两次世界大战前的情报评估》(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是情报文学的经典之作。没有可比的工作。

英国情报部门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的《女王陛下的秘密服务:英国情报机构的形成》(纽约:企鹅出版社，1987年出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情报机构的状况以及从伦敦到前线在战争期间的发展进行了最全面的描述。

安德鲁的《保卫王国:军情五处的授权历史》(纽约:Vintage Books, 2010)包含了战争期间英国国内情报的不可或缺的论述。理查德·波普尔韦尔的《情报与帝国防御:1904-1924年英国情报与印度帝国防御》(伦敦:弗兰克·卡斯，1995)着眼于英国在帝国的反情报行动。

基思·杰弗瑞的《军情六处的秘密历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MI6，纽约:Penguin, 2010)，也是一部授权的历史，包含了战争期间英国在海外的间谍活动的最好的全面记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间谍回忆录并不以忠实于真相而闻名。两个值得的,不过,都是公平的:《英国特工的故事背后的德国行》(纽约:他的普特南的儿子,1934年)由南非荷兰亨利朗道进行重要操作,包括著名的布兰奇爵士间谍网络监督和康普顿Mackenzie《希腊的记忆》(伦敦:卡塞尔，1932年)，这使他因违反英国官方保密法而受到起诉。罗宾·布鲁斯·洛克哈特饰演的赖利: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间谍王牌。要想了解英国情报机构在俄罗斯的可靠行动，请参阅迈克尔·奥格莱斯肖的《在阴影深处的舞蹈:1917-1920年英国在俄罗斯的秘密战争》(伦敦:康斯特布尔出版社，2006)。

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简称BEF)情报部门的表现长期以来一直是批评的对象，这或许是“驴子领导的狮子”神话的必然结果。吉姆·比奇的《黑格的情报:GHQ和德国军队，1916-1918》(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在恢复BEF情报及其领袖约翰·查特里斯将军方面走了很长一段路。有两本优秀的著作涵盖了英国在中东的军事情报:Polly Mohs的《军事情报与阿拉伯起义:第一次现代情报战争》(纽约:劳特利奇，2007)和Yigal Sheffy的《1914-1918年巴勒斯坦战役中的英国情报》(伦敦:Frank Cass, 1998)。

帕特里克·比斯利的《房间40:英国海军情报1914-1918》(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是这一主题的最佳著作。托马斯·博加特最近的齐默尔曼电报:情报、外交,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2012年)给出了一个一流的拦截和解密的房间40臭名昭著的电报和英国如何使用它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将美国带入了战争。博加特发现，电报在美国实际走向战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那样大。

美国情报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的《只为总统的眼睛:秘密情报和从华盛顿到布什的美国总统任期》(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5)有一个精彩的章节论述了伍德罗·威尔逊和情报。考古学家是间谍:希尔瓦娜斯·g·莫利和海军情报办公室(阿尔伯克基:查尔斯·h·哈里斯三世和路易斯·r·萨德勒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情报机构进行了很好的概述。它还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案例研究，研究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如何在拉丁美洲开展人类情报工作。这是当时海军和陆军部感兴趣的主要领域。

杰弗里·多尔沃特的《海军情报办公室:1882-1918年美国第一情报机构的诞生》(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1979年)在相对较少的几页中写得很好。詹姆斯·l·吉尔伯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军事情报的起源》(Lanham:稻草人出版社，2012)是对其主题的巧妙处理，涵盖了美国陆军部的情报和美国远征军在法国的情报组成部分。布鲁斯·比德韦尔的《陆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司历史:1775-1941》(Frederick: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6)是一部全面但枯燥的官方历史，涵盖了国外和国内行动。

Herbert O. Yardley的《美国黑人密室》(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4)生动地描述了从1917年到1920年代末，陆军部和国务院的密码制作和破译过程。作为当时的一本令人反感的畅销书，这本书应该被谨慎对待，因为它对真相做了太多的随意处理，通常是为了夸大亚德利的角色和天才。尽管如此，它还是一部经典的情报文献，尤其是因为它激励了几代美国人加入情报机构或研究情报机构。这篇文章应该与大卫·卡恩的《绅士邮件的读者:赫伯特·o·亚德利和美国密码破译的诞生》(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一起阅读。

罗伊·塔尔伯特的《负面情报:军队和美国左翼，1917-1941》(杰克逊: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1)和琼·m·延森的《美国军队监视，1775-198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是美国国内情报的优秀著作。詹森还写了关于半官方的美国保护联盟(APL)的最好的著作:《警惕的代价》(芝加哥:兰德·麦克纳利，1969)，这是一个拥有25万名志愿者的反情报组织。由Emerson Hough撰写的APL准官方历史《The Web》(芝加哥:Reilly & Lee Co.， 1919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引人入胜、偶尔令人恐惧的产物。马克·埃利斯的《种族、战争和监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非洲裔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1)是对战争期间监视非洲裔美国人的很好的介绍。

德国的情报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情报部门的文献非常缺乏。一战期间德国最著名的间谍当然是玛塔·哈里。然而，研究她的时间是浪费时间，除非目的是考虑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人如何变得如此突出。托马斯·博加特的《凯撒的间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英国的秘密行动》(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2004)是一本关于德国在英国情报行动的很好的指南。德国在美国的秘密行动在Reinhard Doerries的《帝国的挑战:Bernstorff伯爵和德美关系，1908-1917》(教堂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有报道。肖恩·麦克米金的《柏林-巴格达快报:奥斯曼帝国和德国争夺世界权力》(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2010年)很好地描述了迫使穆斯林反对同盟国的努力。德国军事情报首脑沃尔特·尼科莱少校的回忆录的英文版本为《德国特勤局》(London: S. Paul, 1924)。

其他国家

关于德国的情报很少，关于其他交战国的情报就更少了。道格拉斯·Porch的《法国特勤局:从德雷福斯事件到海湾战争》(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对法国很有帮助。人们普遍认为奥匈帝国的军事情报工作是一流的。遗憾的是，关于这个话题的英文书里没有一本书那么长(也没有多少珍贵的长度)。这种情况与俄罗斯、意大利和土耳其情报机构的情况相当。

技术情报收集

David Kahn的不朽著作《密码破解者:秘密写作的故事》(The Codebreakers: The Story of Secret Writing, New York: Scribner, 1996)包含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主要交战方的密码学努力的精彩讨论。Terrance Finnegan的《前线射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军空中侦察》(Stroud:Spellmount, 2011)是美丽的说明，并将离开读者与一个全面的理解的主题。

女性在情报

在《女性情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女性和间谍》(纽约:纽约大学，2003)一书中，Tammy Proctor估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6000名女性以某种身份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她有效地打破了人们对女间谍的诱惑印象。

作者简介：

马克·斯托特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安全研究硕士项目主任。他拥有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位，以及利兹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情报和研究局任职，并在国际间谍博物馆担任了三年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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